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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國名牌大學的研究生培養制度確實有可取之處，顯然更加重視質量。美國名牌大學將碩士學位視為偏向職業應用的學位，并不要求碩士研究生做出多少學術成果，但是平時對碩士研究生的學業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關鍵課程一旦掛科就領不到學位了，甚至連補考的機會都沒有，只怕哭都來不及。

博士生培養制度就更嚴格了，在正式開展博士階段的主要研究之前，博士生都要通過一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PhD candidates qualifying exam）。如果學術委員會覺得博士生的學識還不夠格，那么他就不能獲得博士候選人的資格。如果幾次沒有通過這個考試，學校一般會讓這個博士生拿著碩士學位走人、不要再繼續讀博士了。

美國名牌大學的導師對于招收研究生非常謹慎，在數量上也有嚴格的控制。哪怕是實力很強、經費無憂的導師，每年招收的碩士生一般不超過5個、博士生不超過3個。而多數教職人員因為受到科研經費的限制，招生會低于上述數量。一個導師帶著三四十個研究生搞“大兵團作戰”的“壯觀景象”，在美國名牌大學基本上不會出現。如果導師忽略了對研究生的指導，在美國大學的學術環境下會被視為嚴重失職，教職人員不敢亂碰這條“紅線”。

不得不說，重視研究生培養的質量很有意義——如果按照研究生發表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用量來衡量學術成果，美國名牌大學顯然完勝。

再來說說科研管理的制度。我和美國名牌大學的很多教職人員打過交道。他們中有很多人感慨近年來不容易申請到國家科研經費，為自己研究事業的前景擔憂。然而，他們中從未有人聲稱大學的績效考核對他們的工作造成了負面影響。

其實，美國大學對教職人員的考核還真的非常簡單：對于助理教授，大學在其任職的7年之內會有一次重要考核，決定是否為其提供終身教職。如果決定聘用，就給一個副教授的頭銜，也有特別優秀的教職人員會直接獲聘教授。自拿到副教授、教授的頭銜之后，以后的考核僅限于是否正常履職，比如這一學年上了多少門課，指導多少個研究生，此外很少有其他的說法。

寬松的績效考核建立在教職人員較強責任感的基礎上——絕大多數教職人員都會主動努力工作，并不需要額外施加壓力。許多美國大學甚至為教授提供“學術休假”，教授任職達到一定年限，有權申請一年的帶薪假期，假期內可以自由思考問題、處理事務。合理的寬松自由，確實有利于美國大學的教職人員將精力集中于自己熱愛的研究工作。所以，雖然他們會抱怨科研經費的年成不好，但不會抱怨大學提供的平臺束縛手腳。

中國大學的情況則恰恰相反。中國大學的教職人員一般不會抱怨國家不給力，因為在科研投入方面很難找到比中國更給力的國家；他們的諸多抱怨往往源于大學設置的績效考核。在2017年3月1日至20日項目申請集中接收期間，自然科學基金委共接收依托單位提交的各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下簡稱科學基金）項目申請190840項，比2016年同期增加17997項，增幅10.41%，申請量再創歷史新高【1】。

科研經費雖然比以前更容易申請到，可是一說起績效考核，教職人員的腦袋立刻就大了。這也難怪，中國大學的績效考核飽受詬病，問題在于——該嚴的地方不嚴，不該嚴的地方苛刻。

2016年中國重點大學科研經費排名

該嚴的地方不嚴，是因為績效考核缺乏對道德底線和政治立場的應有堅持，以致一些人品卑劣、不學無術的人在高校里大行其道。他們不僅不產生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反而整日熱衷于宣傳反動思想、鼓吹推翻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某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為長期在大學課堂煽動民族仇恨、宣揚極端思想，于201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問題在于，此人被捕前已在高校任職十幾年之久，是誰給他提供了這種利用大學課堂進行反動宣傳的機會？2016年底，中央特別召開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習總書記親自發表重要講話，正是為了治理亂象、在高校營造應有的教學秩序。

不該嚴的地方苛刻，則是因為績效考核設置了多如牛毛的定量標準，比起企業里的KPI，有過之而無不及。績效考核這東西，向來宜粗不宜細，倘若要求的細節太多，就會束縛人的手腳、甚至迫使人專注于短期行為。

中國大學的績效考核，對不思進取的教職人員并不構成威懾，所以才會大量存在前文所說的“文科垃圾”；然而對于稍有上進心的教職人員來說，每前進一步都非常困難，因為升職、評職稱總繞不開績效考核。每到年底，各院系的教職人員和教學秘書都會忙個底朝天，就是為了給這一年中多如牛毛的績效考核一個說法：發表了多少論文，申請了多少專利，拿到了多少科研經費，有哪些科研項目結題，指導了多少學生順利畢業，統統都要計入KPI。

多如牛毛的定量標準，有許多并不合理。例如，某些大學規定課程的及格率、優秀率必須達到某個比例，否則視為教學不盡職。拜托，某些學生翹課去打游戲、看電影、逛街，然后學校把學生不務正業的賬記在任課老師頭上，這合理嗎？為了考核過關，任課老師只能把試卷出得盡可能簡單，考前再來“劃重點”，這對培養研究型人才有半點好處嗎？這簡直就是縱容學生的不務正業！

更讓人抓狂的是，績效考核的標準每2-3年就變一通，甚至每年都有改動。績效考核標準如同走馬燈，讓教職人員眼花繚亂、無所適從。這樣的考核，對于中國大學改善教學和科研并無益處，反而嚴重打擊了教職人員的士氣。

其實，績效考核中多如牛毛的定量標準完全是多余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縱向和橫向科研經費已經對教職人員構成了外部制約因素：研究做得不好，就很難申請到國家經費，企業更不會給他們投資做研發；沒有經費支持，教職人員的實驗室、研究室就得關門，教職人員也就喪失了獨立性。光是這個外部制約因素，就足以促使教職人員不斷推進研究。對于稍有上進心的教職人員來說，平時的工作壓力已經很大了，大學為什么還要設置一堆不合理的績效考核去折磨他們呢？

要讓中國大學繼續向世界一流水平邁進，藥方無非是一句話——“精兵簡政”。

“精兵”意味著控制研究生招生規模，高度重視研究生教學和培養的質量。正如列寧所說：“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死氣沉沉的人強。”

“簡政”就是從根本上改變對教職人員現有的績效考核方法，設置簡單、合理的新型績效考核，將教職人員的許多精力釋放出來，用于真正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在任何組織內部，官僚主義都會與人員的平均產出成反比關系。

參考文獻：

【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51/info701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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