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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曾熱情推動托卡馬克大型化路線的赫希坦率承認：“在項目開發的早期，工程和商業可行性必須被整合和平衡，如果幾十年前在磁聚變研究中建立了這樣的平衡，可以肯定的是，托卡馬克方法會向不同的方向引導”。

至于ITER的管理問題，則很大程度上肇始于項目建設地點之爭。2005年5月，歐盟方面與日本達成協議，為換取后者退出選址競爭，歐盟不僅承諾了高比例的項目采購和資金補貼，還答應支持日本推薦的ITER總干事人選，并為日本預留相當比例的ITER行政人員編制，其后ITER項目實施階段最關鍵的十年里，前后兩任總干事均為日本人。

當遷就各方利益的管理架構和浸淫著“讀空氣”文化的日本管理者相遇，果然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松散的開放式科學項目管理風格大行其道，績效管理與問責壓力近乎于無，以至于2010年一次ITER評估會議中，美國代表團團長威廉·布林克曼忍無可忍地表示：“如果我能找到那個提出當前管理架構的人，我會親手掐死他”。（If I could get my hands on the person who propose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tructure, I would strangle him）

無論原因何在，落地進度一拖再拖的ITER，已然錯失了全球多邊合作的黃金窗口期，波詭云譎的地緣環境大變局里，這艘象征著人類合作精神的航船能否順利行駛到2039年，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去年12月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叫停與俄羅斯科研合作，已經釋放出一個不詳的信號。

更重要的是，ITER所代表的Scaling Law信仰正受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沖擊，當下太平洋兩岸的核聚變創業潮，抑或看似突然的美國慣性約束聚變進展，都與托卡馬克大型化所代表的思路格格不入，新的核聚變技術潮流中，Scaling Law似乎已不再是必要的路標。

從氣球到月球

事實上，早在托卡馬克熱潮興起之初，已有學者對資源押注于同一條技術路線表達過憂思。畢生致力于創新聚變概念研究的理查德·波斯特，就曾通過一個“從氣球到月球”的寓言，警示了過早選定技術路線的風險：“這是關于一個原始文明決定登月的故事，他們發明了氣球，接下來的想法是，他們會制造越來越強大的氣球，顯然每個氣球都比上一個飛得更高，如果保持這種節奏，氣球最終會把我們帶上月球”。

半個世紀后，波斯特的寓言一語成讖。誠然，托卡馬克大裝置書寫過并在繼續刷新著輝煌記錄，人類通過其獲得的等離子體物理學知識及工程成果，也已極大助力了高端半導體裝備、電磁彈射系統、核磁共振（MRI）等創新，但不可否認的是，大裝置距離無限能源的“登月”承諾依然遙遠。

（源自核聚變研究的醫用超導磁體）

隨著Scaling Law信仰松動，長期被遮蔽在旗艦項目“樹冠”下的其他技術思路，也開始獲得更多“陽光雨露”，當下的美國民營核聚變產業，正是觀察這一多元化趨勢的極佳剖面。

如果將美國能源部聚變示范基金資助企業名單連同“劍走偏鋒”（反場位形FRC）的Helion Energy、TAE Technologies，共同視為美國核聚變產業“突擊隊”，那么通過簡要梳理不難發現，托卡馬克技術路線已成為其中的少數派，并且其實施方法也明顯區別于ITER，而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Inesco公司相呼應，聚焦于緊湊型托卡馬克裝置的開發。

以目前融資最多、風頭最盛的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CFS）為例，其技術驗證堆SPARC和商用堆ARC，直徑分別只有ITER的四分之一和一半大小，但通過新型高溫超導磁體的應用，ARC的能量增益因子據稱將超越ITER，且大幅輕量化的超導磁體也將顯著降低維護難度，提高電站可用性。根據規劃進度，SPARC預計將于2025年末完成組裝調試，而ARC預計將在2030年代初期實現并網發電。

在技術路線多點開花的同時，對高溫等離子體的控制也涌現出重大創新。

長期以來，磁約束等離子體猶如用橡皮筋捆扎果凍，這樣的操作往往依賴于實踐knowhow而非理論knowwhy，而有限經驗或者說“手藝”，相當程度上保存在為大裝置服務的精英科學家圈子內，初創企業幾乎不可能與之相提并論。

不過2022年2月，谷歌DeepMind團隊在《自然》雜志發表了通過深度強化學習（RL）調控托卡馬克裝置等離子體的成果，就此開辟了一條全新路徑，人們突然頓悟，神經網絡“黑盒”與瞬息萬變的等離子體或許正是天作之合，如一位美國學者所展望的：“很有可能一些涉及大振幅湍流的不透明過程將始終存在，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為什么它能像那樣工作，也就是說，它可能就像人類對火的使用”。

總體而言，自2021年末CFS拿下18億美元巨額融資以來，全球核聚變研究與產業化，已經進入到一個更生動又熱鬧的新階段，賽馬場上不再只有大型托卡馬克在孤獨奔跑。高溫超導磁體、深度學習等軟硬件技術支撐下，多元探索正在揭示核聚變研究新的可能性。

當然，回顧這場如火如荼的熱潮，人們也不該遺忘保羅·艾倫、比爾·蓋茨這些硅谷“老男孩”的貢獻，他們的“鈔能力”無疑大大加速了人力資源與專有知識的重新配置，否則按照從原子能委員會（AEC）以降的傳統，美國聚變研究恐怕還將長期處于學術機構“自娛自樂”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