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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冷靜看待互聯網+的熱度，就工業而言，應是倒過來，是工業加互聯網，工業互聯網、工業軟件的基礎是技術、工藝的大量經驗累積，這些是難以反向模仿的。以上都是我們所存在的短板。

技術的目的是要規模化地轉化為工業，最終要與產業結合在一起，在這中間我們還有一短板，那就是工業設計、工業品牌以及最具靈魂性的藝術設計、藝術精神，合之才是“文質彬彬”。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所輸出的絲綢、瓷器，乃是農業文明時代的材料、技術與藝術的結合，絲綢、瓷器與今天的蘋果手機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蘋果手機作為具有奢侈品與藝術品性質的電子消費產品，是數字文明時代的材料、技術與藝術的高度結合。今天回到中國歷史的絲綢之路，是要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既要補數字文明時代我們在材料、技術上的短板，也不能忽視補我們在工業設計、藝術設計上的短板，從而能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品牌、中國設計。

科技與人文、藝術要重新能高度結合，這不僅體現在工業設計、藝術設計的可見之“用”上，更要立基于深層次的“體”上。數字文明時代的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指數級的加速度，數字科技的“快”要用人文、藝術的“慢”與“靜”來加以平衡，藝術尤其作用于人的性情，靜而生明，“非寧靜無以致遠”。

較之藝術、人文，還更深一層次的是中國文明與科學技術的深度關系，包括以下五方面的關系。

第一，中國文明在對于現代科學的學習中，將科學變成中國新文明的重要有機部分。中國文明在學習西方科學的一套體系的同時，中國文明自身體系中也有一套西方所沒有的中國人的科學思維。中國因此有兩套思維、兩套體系在手，這有助于中國發展出不對稱技術、顛覆性技術的殺手锏來彎道超車，譬如東風導彈打航母就有中國人的獨特思維。

視頻截圖

第二，在工業文明之后最新的數字文明，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業文明具有對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壞性，中國文明因而在對其學習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觸、沖突。但數字文明則不一樣，中國對于數字化真是如魚得水，中國在數字化技術的最新發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與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點上。

數字文明的互聯互通的思維與中國農業文明的思維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數字化也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數字化的技術將使大一統更為徹底化。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于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后挨打、奮起趕超，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有可能重新領先于世界，從而“回到歷史的中國”。

第三，數字化的科學技術作為中性的技術，中國文明對于數字文明的參與、加入，將對西方科技的“蕩而不返”的偏至性在根本上做出修正。德國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曾在哲學上對科技時代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爾的哲學深受中國道家的影響。

海德格爾（圖源：維基百科）

第四，數字技術、海量大數據不斷地一次次無約束的野蠻利用都將使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個人隱私安全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具有壟斷性的頭部數字技術的公司、資本需要接受國家的規訓，商業型、金融型、平臺型的數字化壟斷企業是如此，技術型的數字企業若具有壟斷性，最終也要自覺接受國家的規訓。我們要在數字企業的野蠻創新、開疆拓土與國家安全之間加以統籌、協調。

第五，數字、互聯網是沒有歷史縱深的，但在中國，在“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意識意義上的中國，數字、互聯網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沒有歷史的縱深。這不僅是對頭部數字、互聯網企業而言，而也應該是對于廣大的互聯網從業者而言，也是對于互聯網思維長大的年輕人而言。他們都需要在中國歷史的縱深以及文明意識中克服互聯網“蕩而不返”的偏至，中國歷史將展示其在現代前所未有的的豐富性，當然此所謂中國歷史不是豆丁之學，而是中國歷史傳統中貫穿的文明意識、文明原理。

三、中國文明意識下政治對于數字技術、資本的利用與規訓

中國文明的文明原理對于政治與商業、資本的關系，是以政治為主軸，商業、資本圍繞著政治，這是中國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為唯一連續未斷裂文明的關鍵所在。政治在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對于權力的極度不信任，政治之為政治乃是要處理“群”的全體凝聚的根本問題，政治意味著國家、民眾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而以逐利為目的的商業、資本的特性則是追逐部分人、少數人的利益，也是相對短期的可見利益，而不可能如國家一樣追求百年甚至數百年的長遠利益。今天中國對于數字技術資本的利用與規訓，應該在根本上理解成是對于中國文明意識自覺的激發。

西方文明以商業、資本為主軸，政治圍繞著資本，這樣才能理解美國跨國企業、歐洲老家族資本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這在根本上乃是歐洲封建社會、貴族社會在現代之頑固殘留。根源于中國文明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絕不容許中國出現美國式的數字技術資本私人壟斷帝國。歐洲與美國有所區分，歐洲提出向美國的數字壟斷巨頭征收數字稅，這不止是國家競爭的需要，也是歐洲的社會主義傳統的殘留。

黨和政府清醒意識到需要對于數字技術壟斷企業加以合理的規訓，這也要成為企業家的思想自覺，而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們的文明傳統。兩千年前漢武帝時，商人雖曾一時之盛，但為了中國文明的延續，商業、資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響社會的安定，政治對于商業是在利用的同時要有能力加以規訓，漢武帝及其后已對此做出了歷史選擇，這是中國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在數字文明時代回到歷史的中國，是要意識到走國際化的中國數字化頭部企業不能發展成為歐美式的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的跨國資本主義。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歷史形勢下，需要深刻理解數字文明時代的新技術與新資本，需要重新思考過往“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

國家深刻意識到數字化、互聯網下的新的組織、動員方向的轉變，互聯網的戰爭是一場只能打贏而不能失敗的戰爭。歐美的跨國數字技術壟斷帝國是將科技、資本、媒體直至與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國開始出現類似的苗頭，一些互聯網壟斷企業在結合數字技術、資本的同時，也通過進入數字媒體來最大地發揮數字的聯通性，從而隱秘、不為人覺察地影響政治，從而固化其技術、資本的壟斷性。壟斷企業自身發展出的數字媒體是數字文明時代的軟性的筆桿子，“履霜堅冰至”，對此不能不有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