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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近期觀察者網發(fā)布了姜維公先生的《“東洋史觀”“內亞史觀”“新清史觀”……為什么要堅決抵制國外錯誤史觀？》，拜讀之后非常受益，解除了個人的很多困惑，隨之發(fā)生了一些感想。

據我的觀察，現(xiàn)代西方打造了一套龐大且完整的世界史觀——歷史敘事與意識形態(tài)建構融為一體，其中歐亞大陸史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套史觀是一套通俗版本的歷史，內容簡單粗暴（以下簡稱“俗版西史”），似乎從沒有歷史系的嚴肅學者赤裸裸加以闡述的專著，也沒有專業(yè)歷史學者用學術專著闡述其中的零件——例如下面將要介紹的“中國人與野蠻人、野人”三元劃分、“中國人與野蠻人”二元對立。

然而，玄妙的是，在西方，俗版西史卻是“最為真實的歷史”，是一切歷史之“母”，成了知識分子們的“基礎知識”，成了他們思考世界的“前提”。那套史觀是如此之“自然”，如此之“真實不虛”，如此之為“世界本相”，以至于歷史學家們會在分析與寫作中“自然地”以之為原則。實際情況是，沒有西方學者肯用專著明白地把那套史觀講述一遍，但卻在筆下隨時這兒那兒地流露出來，以致我們不得不像偵探一樣，在各路作者的行文里追尋蛛絲馬跡，把那套史觀拼湊出來。

也就是說，在西方的歷史學里，藏著一套具體歷史之下的“原則性歷史”，或者說“歷史原則”，也許可以稱為“元敘事”。在相當多的學者的作品里，表面講述一國一地一時段的歷史，嚴謹地遵循學術規(guī)范，但下面卻藏著那套“原則性歷史”。

那套史觀有異乎尋常的溢出效應，越是在嚴肅的史學界之外，越有權威性，成了各路精英的“知識基礎”，類似“二加二等于四”，是思想的前提。在十九世紀直到今天的國際政治中，該套史觀是帝國主義者的趁手工具之一，在西方以外的世界，譬如中東，也成為“真實的歷史”，成了知識分子們的“基礎知識”。

中國人與野蠻人二元對立

姜維公先生文章指出，西方史學界“將‘游牧－農耕’‘內亞（內陸亞洲）—漢地’異化為‘永恒的對立’”，為我們忽視的是，在俗版西史里，上述對立與另一項對立聯(lián)通——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對立。

在現(xiàn)代西方，barbarian是一項重要概念，我們輕快地對譯為“蠻夷”，是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還誤以為，關于barbarians，只設定了一種對立，即文明與野蠻/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對立。殊不知，在西方現(xiàn)代文化里，同時至少存在著另外一對對立，那就是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對立。

長城在西方視角中被視為“野蠻人”和中國的屏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俗版西史把人類設定為三種人：

一種是savage，即所謂不開化的人群。最近，以色列人就把巴勒斯坦人定義為savage，由此為他們的行為建立合法性。

此外則是barbarian，這一類人群以游牧民族為主，相對于中國人，他們野蠻落后，但他們勇敢，富于冒險精神，是上帝設定的征服者，就因為他們永遠敢征服，人類才能有歷史，文明才能進步。因此，野蠻人是世界歷史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也是唯一的創(chuàng)造者。

再一類是中國人。相對于另兩類人，中國人永恒地擁有優(yōu)勢，他們先是擁有了一個不朽的帝國，帝國里雨后春筍一樣地長出了文明。于是乎，早在其他許多文明還在孕育當中的時候，中國人就“duang”地一下?lián)碛辛烁鞣N先進東西，絲綢，冰淇淋，造紙術，足球，絲綢之路，等等。在中國內部，中國人分為兩類，一類類似賤民或者首陀羅，是些人形工蟻，勤勞，靈巧，麻木，貧窮，馴順；一類類似婆羅門，不過他們比印度的婆羅門可厲害多了，在他們眼里，中國皇帝位于全宇宙的中心、人類金字塔的頂點，其他國度的統(tǒng)治者甚至不配來朝覲。

在他們眼中，中國人深知自家的獨特優(yōu)勢，因此對其他民族充滿種族主義的蔑視，是重度種族主義者，歐洲白人的種族主義相比之下都不值一提。出于蔑視，也出于自私，中國的統(tǒng)治者拒絕與其他群體分享其文明，于是閉關鎖國。

英國畫師筆下的清朝宮廷（圖片來源：網絡）

可是啊，野蠻人出于健康的、樸實的沖動——那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啊——就是要沖入中國，變成中國人，擁有中國的財富與文明，讓自己也文明化。既然他們是世界征服者，那么他們當然就特別善于戰(zhàn)爭，懂得如何作戰(zhàn)，在勇氣上，以及戰(zhàn)爭技巧上，對中國人都有絕對優(yōu)勢。

很顯然，上述俗版西史里涉及到中國的部分——我稱之為“中央王國論”——是歐洲白人種族主義觀念的衍生品，是針對中國人極其嚴重的種族歧視。奇異的是，在西方內部，針對“野人”的歧視不斷遭到批判，人們不斷反省，由此樹立了近年的“政治正確”。但那套為中國人單獨打造的種族主義歧視卻沒有得到反省，相反，成了無數優(yōu)秀智者思考世界的前提。

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

在“中國人-野蠻人-野人”的三元設置下，西方人把自己打造成了“薛定諤的西方人”，面對野人的時候，他們是文明人；面對中國人的時候，他們就成了野蠻人。

在西方文明內部，流派眾多，觀點繽紛，關于中國人是不是野蠻人或者野人，也是有爭論的。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奇觀，越是試圖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人士就越掉進“西方人面對中國人是野蠻人”的思維陷阱。

霍布斯鮑姆是嚴肅的左派歷史學家，然而，在《帝國的年代》里，他雄辯地反問：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一個唯有軍事力量與軍事技術作數的年代，那些傳統(tǒng)的非西方社會的價值觀越來越無法維持其存續(xù)。以帝國（帝制）的北京之精巧（實際意思是中國人的懦弱與狡詐），可阻止得了西方野蠻人非止一次的焚燒和掠奪圓明園？”

一句話就提出了歷史大命題，開辟了意識形態(tài)的戰(zhàn)場：

1840年以來，歐美列強對清朝，是西方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催生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略并掠奪落后文明、落后民族，還是“又”一群野蠻人進攻不朽的、作為文明本體的中華帝國？

西方的開明人士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是后者。

那句話還把我們拉進了非常可笑的辯論：

就因為有倉皇出逃的西太后存在，所以日不落帝國的統(tǒng)治者維多利亞女皇就是野蠻人，是這樣的嗎？

西方人回答：是這樣的。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和古典學系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奇書《西方將主宰多久》，全書第一節(jié)為“艾伯特親王在北京”，其中的荒唐假設牽扯了我們的注意力，以致忽視其中的一項情節(jié)：維多利亞女王接受了清朝賞賜的“屬于野蠻人的帽子和長袍”，而艾伯特親王長期幽居北京，從外表到靈魂都變成了“中國人”。——竟有西方人替辮子翻案，假如家祭時把這么個事兒報告給晚清的先烈們，真不知他們會是什么反應。

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圖片來源：網絡）

更有甚者，基辛格博士在其回憶錄《白宮歲月》里講述震驚世界的“破冰之行”時，時不時的自嘲又自艾自憐地講道，在中方眼里，他們美方不過是“又一群野蠻人”。真正難以置信的是，這種論調在幾十年后的著作里仍然得到響應。

瑞·達利歐先生是橋水基金的創(chuàng)始人，對當代世界有著敏銳的觀察與思考，其見解博得了人們的重視。然而，這樣一位充滿洞見的人士，2021年，在其《原則：對應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里發(fā)表了如此的看法：

“孤立（應該就是指閉關鎖國，也就是不對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將學者身份超越在商業(yè)、技術和軍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響，導致它（中國）在商業(yè)、技術和軍事上的競爭力弱，從而導致它遭到更強有力的‘野蠻人們’的打擊，或者落后于后者——諸如，蒙古人，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外國強國，以及在毛的孤立時期的世界其余部分。”

這應該能算一條有力的證據，證明在一部分西方優(yōu)秀人士的觀念里，中國人與野蠻人的永恒二元對立是打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