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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022年人民幣東盟國家使用報告》系統展示了人民幣在東盟國家使用的最新情況。

其一，借RCEP經貿合作深化之力，人民幣東盟使用逆勢上揚。2021年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4.8萬億元，同比增長16％，十年來增長近20倍。

其二，中國—東盟貨幣機構緊密聯系，多元貨幣合作不斷升級。截至2021年末，中國分別與越南、印尼、柬埔寨簽訂了雙邊本幣結算協議，與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金額約8000億元。

其三，東盟國家金融機構深耕人民幣市場，支付清算網絡不斷健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已有人民幣清算行安排。2021年，新增16家東盟金融機構成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間接參與者，CIPS全年處理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業務3.3萬億元，同比超50%。

其四，業務模式不斷創新，市場主體需求得到有效滿足。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銀行間市場區域交易積極拓展，離岸市場人民幣產品豐富升級，多項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成功落地。廣西、云南、重慶等因地制宜，與東盟加強金融交流合作，提升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的便利度，優化邊民互市跨境結算服務。這里較明顯地反映出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治理能力以及基于貨幣對接能夠切實地實現區域互聯互通，契合各方利益。

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非洲邁出區域互聯互通的關鍵一步。在建設非洲自貿區的背景下，中非合作潛力巨大，雙方相向而行，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目前，非洲自貿區已經實際運行，非洲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中國在非洲主要產業包含了礦業、基礎設施、服務貿易等。2021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25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其中，中國自非洲進口1059億美元，對非出口1483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43.7%和29.9%，已連續13年保持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

中非經貿的深度嵌套使人民幣走出去就顯得順風順水。目前，非洲的經濟強國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南非等國已經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人民幣業已成為覆蓋非洲的金融貨幣，有可能推動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而非洲國家的貨幣自主意識日漸增強，泛非支付結算系統（PAPSS）于1月13日在加納啟動，主題是“連接支付，助力非洲貿易”。PAPSS可以讓非洲國家的買家以本國貨幣付款，另一個國家的賣家以本國貨幣收款。

11月，中非跨境人民幣結算中心（浙江）揭牌成立，該中心將持續搭建與境外金融機構的協同聯動機制，設置清算平臺、結算平臺、融資中心、配套服務中心，為中非建立良好的合作提供更加便捷的結算渠道。這些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人民幣貨幣黏性的發揮，將推動人民幣與非洲經濟的深度融合。

大宗商品人民幣結算的努力

上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掛鉤破產后，轉而同石油這一剛需性能源掛鉤。在涉國家經濟安全的石油、天然氣等戰略性項目上，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則是中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安全的必需舉措。

以往中俄貿易多用美元結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兩國逐漸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2018年克里米亞戰爭后，對俄羅斯企業和公民的制裁日益收緊。為最大程度地降低制裁風險，俄羅斯央行開始不斷減少美元在外匯儲備和國際結算中的比重。

2022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中俄發表聯合聲明，在經貿、外交、政治、軍事等領域闡明兩國共同立場，標志著中俄“戰略協作”邁上新臺階，兩國關系將更加緊密。同時，中俄還簽訂了遠東天然氣購銷協議和原油購銷合同。俄方將把每年輸往中國的管道天然氣增加100億立方米，加上“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的輸氣量，對華供氣總量將達到每年480億立方米。

兩國原油購銷合同規定，俄羅斯將繼續經哈薩克斯坦向中國供應1億噸原油，為期10年。而在天然氣購銷協議中，雙方用來結算的貨幣既不是美元，也不是盧布或人民幣，而是歐元。中俄能源交易使用歐元結算，此舉目的是“去美元化”，打擊美元霸權。這有助于對沖“美元—石油”體系，并作為一種“楔子”實現對歐美的分化。中俄貨幣金融合作將有利于削弱美國金融制裁的影響。在這里，中國政府越發有意識地將人民幣作為一種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工具。

去美元化的趨勢與挑戰

俄烏戰爭的后果之一是美國出現了歷史性通貨膨脹，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出現大幅貶值，美國依托美元霸權向全球市場輸出通脹，全球出現了新的拋售美元浪潮。

2022年上半年，中國持續減持美國國債。5月份有統計顯示，日本連續三個月拋售美國國債，所持美債環比減少57億美元，總持倉刷新2020年初來新低；同一時期，全球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等海外官方機構拋售美債規模達341億美元，刷新美國暴發新冠疫情以來的最大月度拋售規模。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TIC）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中國拋售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債，中國持有美債跌破萬億美元，這是12年來首次，中國實現外匯的多元化配置趨勢明顯。這反映了美元和美國的國際政治領導力在走弱的現實。

人民幣國際化與拋售美債是現象的一體兩面，都是全球貨幣力量對比的動態演變結果，說明了美元作為主導貨幣依然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

然而，我們要清醒地看到，人民幣國際化會面臨幾大挑戰：其一，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制衡美元的手段需要面對全球對美元的路徑依賴挑戰。由于美元與石油已經處于深度掛鉤，這使得石油輸出國對使用人民幣作石油貿易大宗結算始終持審慎態度。不久前，沙特就堅持使用美元計價同中國達成巨額能源出口交易，人民幣結算暫時遇到阻力。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早已是千瘡百孔，但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除了保持現狀，他們沒有選擇。

人民幣通過Swift系統的國際支付比例正逐步上升，但成為與中國全球經濟地位匹配的國際貨幣，仍然任重道遠

其二，中國特色的貨幣全球體系的建立面臨挑戰。中國一直在探索自己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當前形勢下，中國經濟受到疫情長達三年的干擾，外貿優勢出現下降，經濟面呈現新調整；另外，人民幣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保持了基本穩定，但中國國內金融體制改革依然處于攻堅階段，與國外金融市場對接仍然存在諸多障礙。中國如何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建立中國特色的貨幣全球體系，仍面臨考驗。

其三，實現區域性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性。在理論上，人民幣的國際化會優先發生于中國周邊以及“一帶一路”國家，但是由于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所以力圖塑造聯盟來推動人民幣使用就顯得困難，這就需要中國發揮好政治說服、積極提供公共產品，通過各種經濟和首腦外交、發揮國家自主性、加強國際政治領導力建設，以此獲得他國對中國貨幣的政治信任和選擇。

美國是一個奉現實主義為圭臬的國家，美元是霸權的重要象征，維護美元地位就等于維護霸權。人民幣的國際化的加速意味著“去美元化”又多了一個選項，當然人民幣的各類國際化現象均在美國政府的密切觀察和評估之下，中美在這一方向是綜合系統的博弈。

當前情勢下，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推動數字貨幣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拓展人民幣在對外貿易投資中的作用、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持續深化央行貨幣金融合作、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等。

在這些手段之外，中國還須要時實評估美國可能的反應和反制，通過觀察美國政府立法和政策信號，及時調整己方安排。如果出現有利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窗口，則加速推動爭取新的“量變”，最終實現建立匹配中國國家實力和利益的人民幣全球供需結算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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