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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英良】

全球“去美元化”正像一場民族國家自發自覺的“避險運動”風起云涌。

據伊朗官方通訊社1月2日報道，伊朗銀行計劃將引入盧布、土耳其里拉、印度盧比和阿聯酋迪拉姆等貨幣納入新外匯系統，以減少美元限制伊朗央行的國際結算。此前，伊朗已經將人民幣和歐元、阿聯酋迪拉姆并列為其三大外匯貨幣。據伊朗金融論壇報的數據，截至2022年12月，伊朗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資產占比已經達到21%。

12月22日，彭博社發表題為《突然每個人都在尋找美元的替代品》的文章，文章指出，苦于美元的過于強勢和美元武器化威脅，很多亞洲經濟體正在嘗試去美元化，如孟加拉、哈薩克斯坦和老撾都在與中國協商在雙邊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印度也宣稱要推動盧比國際化，并且和阿聯酋開啟了雙邊支付機制，此外，印度還在模仿SWIFT開發自己的支付系統等等。

各國對美元的反叛，首先源自于美元霸權以及美元已成為地緣政治的工具。2022年2月，美國采取凍結外匯儲備的辦法對俄羅斯進行金融制裁，讓不少國家感受到了全球美元貨幣體制下的威脅。

與之關聯的客觀事實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價值以及美元資產的實際吸引力已經下降。在今年初，美元在國際支付結算業務中占比持續下降；各國無需SWIFT的結算系統如雨后春筍一樣被投入使用；全球數字貨幣方興未艾。由于與中東國家結構性矛盾激化，美元的石油之“錨”已經出現動搖，黃金在各國央行政策的分量陡然增加；美國面臨金融危機和全球疫情爆發時，美聯儲肆然采取大規模量化寬松（QE）政策，推動通脹和美元資產泡沫向全球蔓延；在美國采取緊縮政策遏制通脹時，又給金融體系脆弱的經濟體造成金融動蕩。

美元作為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美元的信用近年來已經受到了極大地削弱，今年以來全球出現密集減持美元國債風潮：2022年，日本連續三個月減持美國國債，9月所持美國國債環比減少796億美元，持倉降至約1.1萬億美元。截至2022年9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9336億美元，環比下降382億美元，創2010年6月以來新低。

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且理性的選擇

美元是美國的法定貨幣，在二戰后取代了英鎊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美元就成為了美國霸權與實力的一個政治符號，這種符號以及實際功能隨著美國綜合國力以及具體國家間競爭關系變化而出現變動。目前看，美元與美國霸權呈現出相互加持、相互推動的螺旋，美元雖然一家獨大，但全球貨幣圍繞美元而展開的分化運動始終伴隨，在全球貨幣市場中始終存在“去美元化”的現象。

目前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元體系下的全球化。在金融結構方面，貨幣的國際地位是衡量一國綜合國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標尺，在全球各大地區，無論是從貿易計價、大宗結算，還是從外匯交易或從外匯儲備角度來看，美元都扮演著主導性貨幣的角色。美國視中國為霸權“挑戰國”，并定義這種挑戰是全方位的，貨幣領域是美方始終捍衛的“一畝三分地”。隨著中國在貿易及投資等與全球的融合逐步加深，也理所應當地會尋求匹配本國經濟與政治地位的貨幣權利。由此，中美競爭有了新的維度。

客觀講，中國曾在一較長時段內受益于美元貨幣效能。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有意識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通過香港渠道運作人民幣“出海”換取大額外匯（主要是美元）以便利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主導的“外包—貿易”為主的全球化早期道路，使得大量初級制品開始由中國生產（外包代工），中國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實施出口加工，以出口貿易賺取外匯美元。在近半個世紀的生產中，中國積累了海量的美元，出于對美元財富保值增值的需要，中國較長時期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中美在這一領域形成了較深度的相互依賴，但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并不穩定。

盡管存在相互依賴，但是中國并未利用這種依賴在諸如涉臺等議題上進行反制，獲取特定的戰略利好。中國的發展本身受益于美元貨幣體系，而由于存在路徑依賴，中國如果動用這一手段，就可能產生“殺敵一萬，自損八千”的后果。

同時，中國也積極利用豐富的外匯開展對美直接投資。中美在這一領域缺少規范，雙方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為規范中國投資，美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試圖阻止中國在美實施對軍民兩用技術以及戰略性資產的收購，只容許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有助于美國就業，而非讓中國通過美元投資獲取先進的技術。

在特朗普簽署《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后，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額出現斷崖下降，在2021年就沒有發生單筆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在這種形勢下，美國還在不斷加強國內的增量立法，形成了可對中國投資實施介入的法律體系，獲取新的執法依據，以增強本國主動性和自由裁量權。

這些立法包含了此前的1950年《國防生產法》、1977年《美國海外反腐敗法》、1977年《國家緊急經濟權力法》、1988年《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Exon-Florio）、1992年“伯德修正案”、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FINSA）、2012年《馬格尼茨基人權法》、2020年《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國反腐敗戰略》，美國對使用美元結算的國際經貿活動的可干預渠道和契機逐漸增多。

通過這些法案，美國政府及執法機構可以迅速地以各類理由制裁特定的跨國公司或國家實體。中國擴大并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就成為一種必然且理性的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從東盟到非洲大陸

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后，美元就成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最重要的錨定貨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與金融交易貨幣、最主要的救世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首要沖擊的是全球市場對美元的路徑依賴，這是一個緩慢的由“量變”趨向“質變”的過程，這一過程會比較漫長，要實現目標有賴于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同時須提升中國的國際政治領導力。而根據實際，中國周邊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先方向。

2014年成立營業的中國農業銀行中國（東興試驗區）東盟貨幣結算中心。 羅盛/攝

人民幣的國際化最直觀地表現在人民幣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權重變化。2014年2月，人民幣取代了瑞士法郎，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

根據2022年1月SWIFT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12月，在主要貨幣的支付金額排名中，美元、歐元、英鎊分別以40.51%、36.65%、5.89%的占比位居前三位；日元占比降至2.58%，從此前的第四位下滑一位，降至第五；人民幣上升一位，躋身全球第四大活躍貨幣。

中國人民銀行在9月發布的《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2021年銀行代客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36.6萬億元，同比增長29.0%，收付金額創歷史新高。人民幣跨境收支總體平衡，全年累計凈流入4044.7億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達2.88%，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時上升1.8個百分點，在主要儲備貨幣中排名第五位。

據不完全統計，有80多個境外央行或貨幣主管機構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這反映出盡管中國經濟受到疫情襲擾，但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依然亮點頻出。

由于歷史淵源以及豐富的邊貿和不斷發展的區域貿易，東盟國家是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也是中國實施區域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案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