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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孟德斯鳩等人將中國的制度視為“專制”，這一觀點，通過日本學者的傳播，深刻影響了晚清知識分子的歷史觀與政治觀。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視中國秦以后的制度為“專制政體”，通過報刊，對之展開聲色俱厲的聲討。如梁氏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開篇便言，若論“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因此頗為沉痛地抱怨道：“萬事不進，而惟于專制政治進焉，國民程度可想矣。”隨后他依據西方政治學中的一些概念，并通過與西方的歷史比較，進而認為中國在當時依然處于“近世專制政體”，他感嘆道：“吾不敢指為行政機關之退化，吾但見為專制政體之進化而已。何也？彼桀黠之君主，不知經幾許研究實驗而始得此法門也。”影響所及，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將驅除專制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張。因此，中國歷史，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沿革，就更不足以被時人用積極客觀的眼光來看待。如汪精衛為了論證革命的必要性，就質問反對革命的人：“烏有專恃歷史以為國基者？”

影視作品中的君臣之道

章太炎對“歷史”的認知，與這些主張頗不相同。在近代追尋新史學的潮流中，章氏亦曾為要角。1902年他致信梁啟超，談及自己撰寫《中國通史》的計劃，目的為借此書“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他當時服膺進化論，認為“物茍有志，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若“物不知群”，則“浸損其智，其變也若跛龞而愚”。因此，他借鑒古代典籍里敘述典章制度的體裁，用“典”這一門類來闡述合群明分之道，強調“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在這一點上，他并不似梁啟超那般決絕，對歷代史籍大加抨擊，認為不足以在當下擔當起涵蓋政治意識的“國史”之重任。基于此，在重訂本《訄書》中的《通法》一文里，章太炎回顧從周至明的政治史，摘取在他看來值得后世取法的制度與政策，比如秦政不偏袒皇族，漢制之下郡縣多循吏，新莽經濟政策打擊土地兼并，北魏以降的均田制使民有恒產，其用意即挖掘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里保護平民利益的優良傳統。

推行均田制改革的魏孝文帝

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較之先前，他的思想有一大轉變，即不再視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性諸面向為天經地義，開始在哲學層面從中國當時的處境出發反思、批判，并強調“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中國的發展，不應處處模仿他邦，而是應以本國歷史與現狀為根據，思考真正適合于中國自身的立國之道。關于制度問題，他1906年甫至日本，即在東京留學生為之舉行的歡迎會上主張：

我們中國政治，總是君權專制，本沒有什么可貴，但是官制為甚么要這樣建置？州郡為甚么要這樣分劃？軍隊為甚么要這樣編制？賦稅為甚么要這樣征調？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將專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殺。就是將來建設政府，那項須要改良？那項須要復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見諸施行。

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的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脈絡本身出發，以本國為立足點，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

同樣的，在《五朝法律索隱》一文中，章太炎從保障平等的角度對古制進行闡釋。他認為五朝之法，其值得稱贊之處為重生命、恤無告、平吏民、抑富人四點，這些都體現了以平等為指歸的特征。例如“重生命”一項，他舉了“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殺人論”為佐證。古時有條件乘馬車者，多為富貴之人，而法律并不對之有所偏袒。在對史事進行考釋之后，他筆鋒一轉，引申到現實，指出外國與中國租界中的電車，在撞死人之后只對司機進行罰款，并不過分追責，這是為了保護背后營運商的巨大利益。對比于“漢土法律雖敝，自昔未有尊寵富人者”之情形，他認為“漢土舊法，賢于拜金之國遠矣”。

又例如“平吏民”一項，他具體對“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展開論述，指出：如果官吏有違法之處，則可依刑律對之進行杖責，無論官職大小皆不能例外。而他撰寫此文的原因，就是不滿于“季世士人，虛張法理，不屬意舊律，以歐、美有法令，可因儴之”的現象，所以才對五朝法律條款“捃摭其文，附以說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由此可見，在制度問題上，章太炎并不把近代西方的立憲政體視為唯一可行之道，而是通過梳理分析中國古代制度，思考如何汲取其中的精髓。正是具備了這種眼光，所以在《代議然否論》里，章氏開篇就分析中西歷史演進之異，強調制度的歷史性，以此來判斷彼之制度是否可以隨意移植到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嚴復是另一位強調政治與歷史關系緊密的人。他認為：“本歷史言治，乃十九世紀反正之術，始于孟德斯鳩，至于今幾無人不如此矣。”歷史的主要對象是“治亂興衰之由，而為道國者所取鑒者”。因此“所謂國史，亦終成一專門科學之歷史。是專門科學何？即政治之學也”。19世紀西方歷史主義盛行，人們強調認識幾百年來所形成的局面，進而規劃政治行為。同時，不僅在歷史中尋求可供支持、論證其政綱或使其政綱神圣化的信息，而且嘗試從歷史中總結解決現實問題之方案。嚴復的這番認識，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形成的。不過，嚴復對于歷史的強調，主要是相信西方在歷史進化的過程中已經超前，中國亦不能外乎此一進程，只是目前中國國情所限，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徐圖進取。究其實，此乃將西方的歷史演進視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中國欲求發展，也只能在這一“規律”的范圍內上下求索，這與章太炎對中國歷史自身特色的強調差異極大。因此，章太炎認為嚴復“知總相而不知別相”。區分這兩種不同出發點對歷史的強調，對理解《代議然否論》中暗含的政治與歷史的關系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