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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民主化進程同樣如此。在軍政府的主導之下，該國先是以間接方式產生21年以來的首位文職總統（1985年），然后頒布新憲法（1988年），再到1989年以普選方式產生總統。

傳統政治的三大支柱（庇護主義、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沒有受到觸動。盡管民主化使新的精英集團崛起，傳統政治精英仍然強大，足以抗拒那些試圖改變權力分配的政策調整。

巴西現行政治體制的核心安排是聯盟總統制。再民主化以來，碎片化政黨格局導致總統所在政黨總是處于國會少數。歷屆總統必須構建和維系一個多黨執政聯盟，才能在國會取得多數支持，從而保障體制運轉和政局穩定。

相較于其他多黨總統制國家，巴西構建多黨執政聯盟的必要性尤為突出。這首先是因為，該國國會是世界上碎片化程度最高的國會之一。1990年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在眾議院贏得超過25%的席位。其次，巴西的歷史經驗表明，當總統所在政黨或政黨聯盟屬于國會少數派時，總統不僅難以有效治理國家，甚至難以完成任期。

巴西在近十幾年間的政治動蕩凸顯了聯盟總統制的局限性。它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總統和國會之間的合作關系具有濃厚的庇護色彩，損害了國家政策的負責任性和社會整體利益；第二，總統和國會之間的合作有賴于一系列非正式規則，為權力尋租和腐敗開辟了空間；第三，以聯盟總統制為核心的巴西政治體制包含大量的政黨“否決者”，使那些觸動現狀的改革難以付諸實施。

巴西正面對這樣一種政治困局：一方面，聯盟總統制不利于實現良好的國家治理，而對它的修正和完善勢必觸及現行政治體制的主要支柱，意味著一場全面、重大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該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延續了保守政治格局，難以形成啟動改革所需的整體環境。

在這種困局之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執政聯盟與在野黨無法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提振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重大改革。

民眾在這種困局中掙扎越久，越會失去對建制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信心，也就越有可能在大選中投下“憤怒票”，越是指望政治“局外人”或極端主義者帶來改變。

巴西總統府，盧拉走過被暴徒砸碎的玻璃窗

盧拉能否推動政治變局？

巴西需要進行重大政治改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學界共識。巴爾瓦拉·赫德斯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指出，巴西不進行體制變革，就難以形成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之間的合力，也就無法解決長期存在的經濟問題。

達納·德拉豐泰內等人在2016年指出，巴西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政治問題，該國在過去十幾年的巨大經濟社會發展尚未實質改變制度環境。愛德華多·梅洛等人表示，政治規則必須得到修改，以便民選官員不僅僅效力于他的支持者，而是致力于服務大多數人的利益。

巴西著名的政治研究學者塞爾吉奧·阿布蘭謝斯同樣是政治改革的倡導者。他在1988 年率先使用“聯盟總統制”定義該國政治體制的這一核心特點，并對其效果予以肯定。時至今日，他認為一系列弊病（延續政治寡頭，刺激庇護主義，政治活動變得越來越昂貴，等等）表明，聯盟總統制的成本可能已經大于收益。因此，他呼吁進行重大政治改革。他指出，巴西在1988年以來對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進行14次改革，但整體性政治改革仍然是懸而未決的。

有關巴西政治改革的討論越來越流行開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布魯斯·阿克曼認為，巴西需要一部新的憲法，因為越來越多的巴西人喪失對民主體制信任感。在阿布蘭謝斯看來，成立制憲大會、重訂憲法是一種必要的選擇，但在短期內不可行。特梅爾在總統任內提議修改憲法、實行半總統制。在他看來，此舉能夠增強立法行政兩大部門之間的合作、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2018年，巴西勞工黨總統候選人費爾南多·阿達一度提出成立制憲大會、制訂新憲法，但在第一輪投票之后放棄了這一立場。

巴西在近年圍繞選舉制度進行了力度有限、規模較小的政治改革。2017年，國會批準一項旨在減少國會政黨數量的憲法修正案。它引入“門檻條款”，要求一個政黨必須在全國選舉中贏得至少1.5%選票或是擁有來自至少9個州的國會議員，才能夠獲得國家提供的資金支持和免費電視/電臺廣告時間；到2030年，這一“門檻”比例將從1.5%提高至3%。

同一項修正案還規定：從2020年起，沒有共同選舉綱領的政黨選舉聯盟為非法。此舉意在大黨和推動小黨的合并。另一方面，一些明顯觸動現狀的改革措施（例如把國會眾議員的選區從大選區改為小選區、減少小州的眾議院席位）在短期內難以付諸實現。

鑒于政治改革的復雜性和敏感性，本屆盧拉政府（2023-2027）難以有大的作為。

在競選期間，盧拉對政治改革問題的關注度很低。新政府成立之后，盧拉需要維持一個成員數量多、意識形態異質性高、利益分歧大的執政聯盟，將在國會面對保守政黨的制約，并面對宏觀經濟持續低迷帶來的壓力。維持執政聯盟的團結將是盧拉政府的第一要務。在這種情況下，盧拉政府難以形成推動戰略改革、復雜改革的意愿和動能。

換言之，政治改革的緊迫性已然十分清晰，但問題的解決依然需要漫長的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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