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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針》一文里，預言他個人將專注于抹殺奧巴馬的政治遺產，而他的團隊則只會為財閥開道，加劇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貧富不均。我們現在回顧他擔任總統的過去這一年，雖然爭議不斷，但是的確所有的行政命令基本上都是和奧巴馬對著干。

在立法方面，共和黨獨霸的國會，則只完成了三個重要法案，亦即A）稅法修正案，B）年度新預算，C）金融管理修正案。其中A是簡單為巨富和財團減稅；B原本被兩黨拿來做為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奧巴馬任內決定不強制驅離未成年的移民，后來被特朗普否決取消）爭議的拔河繩，但是一旦達成了動員黨員、撕裂社會的目的之后，議員們悄悄地把DACA拋之腦后，通過了純為各自所代言的集團輸送利益的預算法案；C則是進一步削弱Dodd-Frank法案對金融企業的管理監控（參見我的文章《富豪口袋里的國家》）。這些都是美國財閥多年來努力推動的方向，所以特朗普雖然無才、無德、無知，還是得以輕松通過。

然而過去兩個月來，特朗普政權有了本質性的變動：代表傳統共和黨以及財團利益的內閣閣員紛紛去職，取而代之的是《Fox News》的名嘴和其他無才、無德、無知的馬屁精和應聲蟲。目前仍然在位的老成官員，如白宮幕僚長Kelly，也已經被打入冷宮，不再擁有實權。

基本上，特朗普在執政一年之后，原有的戒慎恐懼完全云消霧散，自認天下第一的政治天才，準備依動物本能反應來治國。既然他實際上只會選舉，那么自然是要把競選的議題拉出來實踐，所以斗爭Amazon老板貝佐斯（也是《Washington Post》的老板，2011年羞辱特朗普的共犯；參見前文《特朗普的施政方針》）固然是去年與仇人算賬的延續，最近搞的邊境墻、新移民政策和貿易戰，卻都是2016年競選期間的主軸議題。當時沒有認真的政治評論員相信特朗普有意愿和能力來推行這些遠離美國政治常規的口號，為什么現在美國的行政會徹底脫軌呢？

從直接的層面來看，原因是美國的聯邦選舉是兩年一屆，傳統上剛剛全面執政（亦即同時掌握了國會兩院）的總統在經過第一年的人事任命階段之后，都是在第二年推行最有爭議性的政策；八年前，奧巴馬也是在此時推動了奧巴馬醫保的立法。國會議員即使沒有民意或財團的支持，也還處在上一次選舉的余暉之下，不會進行有組織的反對。奧巴馬和特朗普的真正差異，在于前者的政策考慮出于改革，后者則永遠在競選。臺灣讀者對這種執政的永恒競選化趨勢，應該十分熟悉。

民主黨在2010年的期中選舉大敗，從此奧巴馬不再有能力做任何實質改革；剛好那年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統計年，新當權的共和黨人得以重劃選區，采行了超越歷史前例的Gerrymandering（參見我的文章《從期中選舉看美國民主》。觀察者網注：Gerrymander（杰利蠑螈）乃指選區劃分之方式是專為某方選舉利益而設計的。這個字詞從美國麻薩諸塞州州長蓋利（Elbridge Gerry）的名字，及當時劃分后的選區形狀貌似蠑螈（salamander）此兩者而來。），使得眾議院和州議院都固化為一面倒的局勢。2018年的期中選舉，距今只有七個多月，共和黨是否會重蹈八年前民主黨的覆轍呢？

絕大多數的政治觀察家們都認為會如此。如果共和黨真的大敗，那么只是過去40年美國政治主流（亦即財團）的又一次力量展示，西方世界將回歸后冷戰的緩慢衰退階段（Phase，又譯作“相”）；但是如同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所示，我們正處在一個大時代的轉折點上，完全的相變（Phase Transition）并非不可能。倘若特朗普的嘩眾取寵在期中選舉得到選民的回報，那么美國的民主將從財團主導進一步墮落為臺灣式的愚民主導，徹底完成直選制自然腐化的內建趨勢。

特朗普的躁動中，對大陸和臺灣（如果依照占GDP比例來算，臺灣的上游零件業對大陸組裝廠的依賴，超過南韓的兩倍、日本的四倍，是世界之最，沒有之一）影響最大的，當然是貿易戰爭。這個政策背后的主推手，除了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之外，更重要的是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Ross是特朗普原內閣里，唯一一個和他本人一樣是獨立財閥出身，不受主流財團節制，不但不在乎真正的貿易利益得失，對經濟學也一無所知，因而會與Navarro這樣的瘋子沆瀣一氣，對全世界發動貿易戰爭。特朗普自己的“交易藝術”（參見他1987出版的書），一向在于榨取投資人的金錢，實際上靠的就是仗勢欺人、得寸進尺的訛詐手段，所以也是一拍即合。

Ross和Navarro教給特朗普的理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比例超過4：1，所以“貿易戰很容易贏”（特朗普公開宣稱如此），但這當然是似是而非的歪論。因為美國對中方的投資非常排斥，現實里美商可以在中國設廠賺錢，而中方卻無法仿效，所以中國企業對美和美商對中國的銷售額比例，其實只有4：3。不過即使是銷售額，仍然不是正確的指標：大陸的順差，主要來自組裝廠，其中中方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往往遠低于產品名義價格的100%（例如iPhone，只有不到4%）；即使只看這些附加價值，大陸廠商的利潤率也遠低于美國廠商。整體來看，中國得自對美國銷售和美商得自中國的總利潤比例，反過來成為1：2。對美商很不幸的是，這才是貿易戰爭真正的底氣基礎。

所以中國官員屢次公開宣布，不會畏懼貿易戰爭，并不只是出于不能接受無端訛詐的考慮，而是有實力為后盾的。然而就像去年的洞朗沖突一樣（參見我的文章《回顧洞朗事件》），即使知道仗可以打得贏，并不代表它應該打。貿易戰爭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壞事，如果特朗普愿意退縮，自然大家還是和氣生財的好；但這需要他忽然多長出許多腦細胞，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中方在對等報復上，宣布得很快，執行卻是慢慢觀望，就是希望能拖到十一月期中選舉之后，共和黨被血洗，特朗普的諸般妄動會被國會完全閹割。現在報復名單上的重點，正是大豆和其他農產品，這是針對共和黨在農業州的死忠支持者，給他們一個選舉日留在家里的理由，并非不合理。

但是如果指望期中選舉必然會帶來解套，就太低估美國對內洗腦的程度。我在《大眾媒體的內建矛盾》里，討論過近年來，美國媒體不分左右，一致拿中國當貿易問題的出氣筒的現象。美國民眾真正相信中國在貿易上作弊，是他們經濟困難的主要來源，所以出于“愛國”壓力，不論期中選舉結果如何，這場貿易戰爭必須繼續打下去的可能性，不可小覷。如果它成為長期抗戰，那么就必須考慮更大格局的背景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洲的態度。

原本歐洲是美國的盟友，世界傳統上的既得利益者，對中國這樣的新興挑戰者，有著類似的顧忌?，F在世界鋼鐵產量過剩，中國高科技又逐步取代歐美的領導局面，歐洲正準備要和美日聯手，創立新的規則來圍堵中國的興起，連貿易代表的協調會議都已經列入2018年的時程。如果是希拉里當總統，中國面對的就不止是中美雙邊的貿易爭執，而會是美歐日澳的群毆了。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與舉世為敵，日澳韓等國只能逆來順受（例如南韓在美韓自由貿易協議上，剛做出一系列單向的退讓），歐洲卻極為尷尬，一時之間無法選邊站隊，只得靜觀鷸蚌相爭。

特朗普：“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我們在貿易方面不僅與中國有問題，而是與每個國家都有問題。歐盟也有他們的壁壘來阻止，不讓我們的產品進入歐盟…”

所以中美的貿易戰爭如果持續升級到明年，中方的殺手锏就在于打擊在中國有大規模銷售額和利潤，又不是工商業體系必要環節的美商，例如P&G和GM。這不但是讓美方損失超過中方的唯一手段，對歐洲也有殺雞儆猴的重要效果，因為他們的聯合利華（Unilever）和大眾（VW）有同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反之，波音并不是一個好的打擊對象，因為中方找不到除了空客之外的第三個廠家。）我希望事情不至于惡化到這個地步，不過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是人生的正確態度。

(本文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布簡體版，文章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