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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已經跨過40年，今天中國所面臨的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格局，都和40年前別如霄壤。中國自身的變化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反映的不僅僅是全球物質力量的此消彼長，還是一個各國、各民族在發展實踐中不斷在思想上反思、批判，總結和預期自身發展路徑，尋找自身獨特性和自主性的過程。

改革開放開啟的是中國新一輪現代化進程，在此過程中，思想建構發揮了隱形但不可忽視的作用。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雙聘教授汪暉，以其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思想領域受到廣泛重視。圍繞“開放與自主”這一改革開放的重要命題、國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自處的根本性問題，《南風窗》記者采訪了汪暉教授。

汪暉

1959年生，江蘇揚州人，當代中國著名思想家。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雙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和當代思想文化，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死火重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去政治化的政治》《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等。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何焰】

需要重新思考的現代性

南風窗：汪老師，你對現代性的反思，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那時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十幾年，社會活力比較強，對未來的預期也比較積極，為何你的著述中仍然有“亡天下”的憂思？

汪暉：憂患意識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從孔子時代開始就已成為一條內在線索。

憂患來源于兩方面——“亡國”和“亡天下”?！皣敝饕侵刚误w，比如一個王朝，“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興亡更替都很快。相比于王朝興衰，孔子更關心禮樂文化、“天下”秩序的維系?！疤煜隆卑赖?、審美和文化，如果連這個也衰亡了，才是真正的“從內到外的衰落”。

所以，“憂患”是中國思想史向來的底色。到晚清時期，內憂外患，中國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就更為凸顯。當時很多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公共討論、國家建設、政治組織、社會運動，以及后來的革命運動中來，其背后都有這個底色。

它超越了一己私利，持著“懷抱天下”的信念。它有獨特性，因為中國文明或者中國歷史在晚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另一方面它也有普遍性，當時的整個世界都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的危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從魯迅開始研究這個時代，魯迅的整個思考里面也正是包含了這樣的關切。如今的時代與20世紀前半期已經十分不同，但中國思想的這一傳統在任何時代都具有重要意義。

南風窗：由于晚清以來的經歷，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否像已經失落的三大文明古國那樣，同樣面臨失落的危險？

汪暉：所有的文明都處于興衰進程中，而且在發生轉化。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不會消失、衰亡，我對中國文明的生生不息是有信心的。經過一兩百年、幾代人的努力，它不會發生像古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包括古希臘文明那樣的變故。中國文明今天仍在延續，在同一個地域、人口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中國文化，依然是生生不息的，只不過這樣生生不息的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持續地發生轉化。

問題是往哪個方向轉化，怎樣發生轉化，這是應該思考的問題。

南風窗：向現代性轉化，是無可選擇的方向，改革開放事實上也是這一轉化的延續。在中國，說起“現代性”這個詞就會聯想到你，這是你的學術標志之一。不過你是在對現代性進行徹底反思的背景下使用這個詞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即中國獨特的現代性。

汪暉：我當年提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是基于批評的態度，而不是基于規范的意義。一定程度上因為現代和現代性的概念在很多思考中逐漸被規范化，在19世紀，尤其是20世紀，大家逐漸地以歐洲思想或者歐洲文明作為現代文明的基礎，用一個一成不變的規范性的尺度來衡量所有的文化。我之所以提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就是對這種規范與具體歷史條件之間的關系進行思考，進行批判。

“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包含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方面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因為現代性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套尺度，它也重新組織了我們對歷史的敘述。我們對過去的思考過多受到歐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現代尺度標準的影響，以一套根據近代歐洲的發展所產生出來的敘述方式，作為敘述自己歷史的基礎性框架和規范，我對這種態度是存疑的。

中國有這么長久的歷史，這么豐富的傳統，在19世紀之前依然是世界上最為繁盛的一個王朝，而且是一個文明體，它當然是有自己的歷史脈絡的。如果用歐洲19世紀的尺度，來把整個中國的歷史重新劃一遍，不進入尺度的就是負面的，進入尺度的就是可以衡量的，如此一來，大部分的中國歷史就被撇在一邊了。至于被撇去的中國歷史中的一些因素叫不叫現代，是完全不重要的。實際上它仍舊被重新組織在我們當代生活的思考里面，組織在我們當代世界對于未來和對于自身的理解當中。

另一方面是從現實的角度看，現代性也需要重新思考。

自資本主義發生以來的一系列以發展為中心的現代觀，從過去到現在，從落后到發達，所有的科學、技術，都是以發展為邏輯。我們有很多進步，尤其是在物質生活方面，但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來自現代的挑戰。

從16世紀最早期的“現代”開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販奴和蓄奴制度、世界性奴役的結構，都在現代發展的過程中被不斷復制，在20世紀又爆發了最空前的戰爭，人類前所未有地擁有了毀滅自身的能力，一系列的問題出現了。還有當代社會的不平等、鄉村和社會組織的轉型和衰敗、急劇的財富的分化、移民問題、戰爭問題等。這些問題如此尖銳，以至于如果不加以批判性地思考，那么發展的邏輯就可能是盲目的，就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導向自我毀滅，或者自我破壞。

我之所以提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就是因為認識到人類需要對現代性進程本身進行思考。批判性的思考不是說簡單否定以發展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進程，否定全球化的進展，而是我們已經置身于這個進程內部，如果在當下再不提出批判性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對自身、現實社會、全球關系以及對未來的理解，都是非常單線的。

正是單線的進化論，常常墮入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所謂的現代的思考中去。其實現代思想本身是豐富的，但是這種單線論又是現代社會里面最強勢的一個思考方式，它在樹立了一個先進的標準之后，把其他的都排斥在另一邊，這種尺度我認為是需要警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