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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國將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自2000元調至3500元后，個稅起征點連續5年“巋然不動” ，而過去這幾年來，物價繼續不斷上漲，是否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提高個稅起征點？

其實，只要大多數較低收入者的適用稅率低到1%或2%，哪怕起征點很低，也不會對納稅人造成過重的負擔。低稅率完全可以滿足既有一定規模的稅基也有較低的稅負。但我們目前的工薪收入適用稅率高達10%-45%，大大高于資產性收入稅率。

個人所得稅稅率表

個人所得稅，究竟想取得什么效果

根本問題在于，個人所得稅的稅種制度建設嚴重落后，未能實現原本設想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累進稅的征收主要還是針對工薪勞動；而對資產性所得，特別是巨額收入大開方便之門，兩相比較，甚至可以說調節起了反效果。這遠非提高起征點可以解決。

個稅目前對工薪勞動所得實施累進稅制。其中最低一檔，由于只包括0-1500元區間，從5%調低到3%的上一次修訂，完全是象征性意義的。

資產性收入，無論幾萬元、幾百萬元，還是上億元，全都只按20%納稅，甚至有些收入可以通過稅務規劃合法避稅，獲得低至5%-10%的低稅率；

而工薪勞動者的所得，名義工資在高于3500元至4500元的分段區間內都有10%稅率；名義工資兩萬元，實際稅負的稅率，就已經超過20%這個資產性收入稅率了；名義工資幾萬元，一般來說仍然是憑知識、技能吃飯的工薪勞動者，也不能說高，但是已經要受到30%直至45%的懲罰性累進稅。

普通老百姓，拿工資的勞動者，因為收入充分透明，所以只能老老實實地在繳納如此高的名義稅率。獲得的收入相同，但誠實勞動的反而交稅多，這并沒有體現稅收的橫向公平原則。

橫向的不公平，不僅打擊了以工薪收入為主階層的工作積極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他們逃稅漏稅，而且還加大了稅收征管成本，這給經濟效率和行政效率帶來了雙重損失。即使提高免征額至5000元，也不會顯著改變這種橫向不公平的格局。

筆者認為，個人所得稅，應當避免工薪稅為主的傾向，對工薪勞動者的所得大幅減稅，而把精力主要用在增加資產性收入稅基，征管那些有巨額資產性收入的人。

這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調整累進稅的調節傾向：降低和減少對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稅稅率，而設立和增加資產性收入的累進稅稅率，并且應該高于工薪勞動所得的稅率。

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稅稅率，建議4500元以下都由10%改為2%，每一檔的稅率都相應調低，而最高一檔的累進稅應當從45%降低到20%。勞務報酬所得的加征（2-5萬元稅率加征為30%，5萬元以上稅率翻倍為40%）也應撤銷，歸并進工薪勞動所得的累進稅稅率。

全年資產性收入及其他“一次性”收入，應當由一口價20%稅率，轉變為20%、30%、45%這樣的累進稅稅率。較少的“一次性”收入仍為20%不變，而對超過500萬元或1000萬元的巨額凈得利，應當設定為適用45%而不只是20%的稅率。

據悉，2014年個人所得稅7377億元，同比增長12.9%；2015年個人所得稅8618億元，同比增長16.8%。財政部稱，這主要是居民收入增長，以及財產轉讓所得稅大幅增加帶來的影響。連續多年來，因為財產轉讓所得稅賦增速高，使個人所得稅總額的增長速度高于居民工薪所得增長速度。但有關專家均指出在凈增長額中仍然主要是工薪所得增長帶來的。

財產轉讓所得，特別是炒房獲利這樣的財產轉讓所得，目前只能適用稅率20%，使得稅基很大但是征收稅款卻少。鑒于實際財政問題，建議先將資產性收入修訂為20%-45%的累進稅稅率，在保證個人所得稅征收額總量略增的情況下，相應分3-5年按比例步驟調低工薪所得的稅率。

鑒于2014年、2015年個人所得稅增長都高達十幾個百分點，不妨預先將個人所得稅總量增長控制在“每年同比增長5%”以內，超過則多減稅。而資產性收入特別是近來增長極快的財產轉讓所得多征收的稅額，則每年可產生1500-2000億元對工薪階層減稅的空間（資產性收入加累進稅之初增加得會更多）。

連續3到5年，即可將工薪所得的稅率降低到筆者建議的程度，工薪階層的負擔降低到合理的范圍。個人所得稅也將由工薪所得征稅占大部分，轉變為工薪所得征稅占小部分，資產性所得征稅占大部分。如此才能真正的體現個人所得稅的公平稅屬性，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

當然，筆者認為這需要分步驟實施，并晚于稅收征管法修訂。征管法修訂草案主要內容均為從只管企業流轉稅，轉向堵住個人資產收入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