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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歐洲公法”時代的波蘭：復國與再度亡國

“只要世界歷史還是開放的和運動的，沒有停滯、僵化（終結），或者說，只要全人類和各民族不僅有過去，有未來，一個新的法（Nomos）[39]就會出現，作為新的世界歷史事件的宣示書。因此，對我們來說，法是關于空間分配的基本進程，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非常重要，對于共同生活在這個也已被現代科學測量過的地球上的人民來說，它意味著實現了秩序與場域的結構導向性結合。”[4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是一次徹底打破“歐洲公法”之中的“文野之分”的戰爭。歐洲列強將海外殖民地有色人種編入軍隊，在歐洲的土地上大打出手。這既違反了歐洲本土與殖民地的空間劃分，更突破了19世紀戰爭法中的諸多保證“有限戰爭”的規定。這在施米特看來，是歐洲公法秩序的墮落。一戰終結了歐洲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國際公法也不再是歐洲“文明國家”身份的標識。維也納體系崩潰了，波蘭復國的希望，卻由此而重燃。

在東線，俄國與德、奧分屬協約國與同盟國，為了爭取波蘭人的支持，三國都提出了讓波蘭人民享有自由和獨立的口號。[41]到了1917年，事態的發展進一步加速——先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給參議院的咨文中提出“應當建立統一、獨立和自主的波蘭”的主張，接著“二月革命”爆發后的俄國臨時政府宣布的對波政策是允許成立獨立的波蘭國家，條件是要與俄國結成軍事同盟。而在德奧占領區，德奧兩國統治者也對波蘭人作出讓步，建立了“波蘭王國攝政委員會和政府”。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蘇維埃政府隨后承認俄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并于1918年8月廢除了前沙皇俄國與德國、奧匈帝國簽訂的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和文件。這迫使協約國與美國跟進，明確支持波蘭的復國。[42]隨著德國與奧匈帝國敗局已定，波蘭的民族主義運動也風起云涌。1918年11月18日，波蘭形成以畢蘇茨基（Józef Klemens Pi?sudski）為領導人的聯合政府。

一百多年來，波蘭民族主義者一直試圖恢復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之前的疆界。畢蘇茨基的判斷是，西部邊界的確定取決于列強的態度，但東部邊界則可以趁著俄國蘇維埃政權立足未穩，依靠波蘭自己的力量加以重新劃定，于是出兵立陶宛、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與蘇俄紅軍形成對峙。1920年4月25日，波蘇戰爭爆發。波蘭恢復歷史邊界的嘗試受到極大挫折，但蘇聯借反攻波蘭推動“世界革命”的努力也未能成功。1921年3月18日，兩國簽訂里加和約（波蘭語：Traktat Ryski），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被并入波蘭，這一邊界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 在西部，協約國與美國在邊界的劃定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波茲南軍民的反德起義對于該地被劃入波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協約國將居民大多為波蘭人的切欣地區西部劃給捷克斯洛伐克，引發了波蘭的不滿。

維斯瓦河的奇跡：1920， 作者：Jerzy Kossak

波蘭的復國是以削弱德國與俄國為基礎的。隨著德國與蘇聯力量的逐步上升，波蘭的地緣政治困境很快浮出水面。德國執政精英對波蘭具有強烈的復仇主義情緒，而波蘇關系也長期處于緊張狀態，蘇共將波蘭視為西方國家進攻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跳板。由于波蘭執著于恢復其歷史疆界，與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國關系也比較緊張。波蘭內部也存在可以被相鄰大國利用的民族整合問題。波蘭自身實力不足，只能寄希望于英國與法國的支持，然而，這兩個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在對波蘭政策上思路卻非常不統一：法國將波蘭作為牽制與削弱德國的力量，在各種場合支持波蘭的訴求；英國卻將法國視為安全威脅，利用德國來平衡法國，而波蘭作為法國的盟國，就變成英國以德制法策略的障礙。在1925年的洛迦諾會議（Locarno Conference）上，德國獲準加入國聯，而法國外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希望列強共同保證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主張，卻未被列強接受。德國政治地位上升之后，對波蘭發動了“關稅戰”，并在波蘭德意志僑民中傳播復仇主義的情緒。在德國壓力下，波蘭與蘇聯改善關系，于1932年簽訂了《波蘇互不侵犯條約》。

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對波蘭采取了兩手策略，1934年與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以騰出手來吞并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盡管波蘭執政精英對于德國與蘇聯都保持著不信任的態度，但在當時對蘇聯更加提防。面對正在中歐擴張的德國，波蘭執政精英傾向于相信，因為希特勒是奧地利人，沒有普魯士軍國主義者對波蘭的刻骨仇恨，因此，德國對波政策有可能趨于緩和。[43] 波蘭軍隊總司令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Edward Rydz-?mig?y）當時說的一句話也許能夠集中體現當時波蘭執政精英的心態：“德國人可能會讓我們失去自由，但俄國人會讓我們失去靈魂。”[44] 出于這樣一種誤判，波蘭反對蘇聯提出的建立東歐集體安全體系以防御德國入侵的建議，甚至在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趁火打劫，占領其主張的切欣地區西部，同時也借機在立陶宛擴張。[45] 但在完成中歐擴張之后，希特勒卻背著波蘭，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并附有瓜分波蘭的密約，波蘭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1939年9月，希特勒出兵波蘭，英法沒有給予波蘭任何實質性的軍事援助。而蘇聯也趁機出兵波蘭，占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波蘭軍民抗擊36天，最終未能避免滅國的命運。

波蘭在1939年的再次亡國與18世紀的三次瓜分，是否屬于同一性質的事件呢？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并無進一步的分析。但他對于一戰后國際秩序的猛烈批判，也許隱含了對波蘭命運的看法。在施米特看來，兩次大戰之間的國際體系，相比于在一戰中終結的那個體系，更缺乏規則與秩序。在巴黎和會上，美國與日本這樣的非歐洲國家在政治空間的劃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不是“歐洲決定世界的秩序”，而是“世界決定歐洲的秩序”。[46] 但巴黎和會決議建立的國聯體系，從根本上缺乏內在的同質性。國聯的倡導國美國沒有加入國聯，卻能夠遙控一系列美洲成員國來影響國聯內部事務[47]；英國與法國對歐洲秩序的安排具有非常不同的思路——法國努力削弱德國，而英國卻利用德國來牽制法國。[48] 在施米特眼里，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的俄國已經自外于歐洲。蘇俄一開始被國聯排斥在外，但不久之后，蘇聯卻加入了國聯，甚至成為國聯的常任理事國。這更令人對國聯基本的同質性充滿疑惑。[49]

大國之間對于政治空間劃分缺乏政治共識，其結果就是秩序的極端紊亂。但歐洲國際秩序的紊亂對于波蘭的影響而言，不可一概而論，有時候是機會，有時候是災難。從施米特的視角來看，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中，俄國與普（德）、奧、英、法同屬于一個具有一定同質性的歐洲秩序，相互之間存在最低限度的協調，而這種同質性的達成，恰是以犧牲具有一定異質性的波蘭作為前提的。只要維也納體系的結構保持穩定，波蘭絕無翻身的機會。而隨著原有的以王朝貴族為基礎的“歐洲協調”衰落，民族主義影響力不斷上升。在東歐，列強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俄國與德國、奧匈帝國最終決裂，進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相互削弱。一戰盡管以協約國的取勝而告終，但作為協約國成員的俄國卻爆發了革命，布爾什維克支持波蘭獨立，英、法、美作為戰勝國，更需要削弱德、奧。因而，波蘭的復國，依賴于舊國際體系的崩潰和新國際體系的形成。

一戰之后，列強未能重建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協調”，曾經壓制波蘭的奧匈帝國也已經四分五裂。但此時的波蘭并不因為列強的大國協調破裂而變得更為安全，事實上，它處于一個更為危險的秩序的斷裂帶上。它的東邊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受到西方列強圍困的蘇俄/蘇聯，相對于蘇聯，波蘭是異質的，是資本主義對蘇圍困與干涉的橋頭堡。然而蘇聯以西的“資本主義世界”并未因為類似的社會制度而形成一個統一的陣營。波蘭的西邊是在巴黎和會上受到屈辱、充滿復仇主義情緒的德國，波蘭與其在社會制度上當然更為接近，然而在民族情緒上高度對立，波蘭第二共和國的西部邊界，對于德國政治精英來說，本身就是其遭受的屈辱的一部分。一戰后，列強在重新安排國際秩序時同意波蘭復國，但并沒有對波蘭的安全給以特殊的承諾。

在20世紀30年代，英法對德采取綏靖政策，試圖“禍水東引”，促成蘇德相斗，英法坐收漁翁之利。這樣的綏靖政策，本身就暗含了將波蘭作為蘇德戰場的可能性。1932年，波蘭與蘇聯已經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然而，19世紀滅國期間不斷發酵的波蘭民族主義話語對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之前的疆域的迷戀，極大地影響了波蘭執政精英的執政思路：波蘭不是繼續改善對蘇關系，牽制德國，而是趁著德國對外擴張之際，借機恢復其歷史疆域。當蘇德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并達成瓜分波蘭的秘密協定之后，后者的滅亡指日可待。

但在德國吞并波蘭的進程中，施米特并不是旁觀者。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正在德國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時，施米特在《德國法學研究院院刊》上發表《以大空間對抗普世主義》一文，批判美國背離了其19世紀的門羅主義，轉向普世帝國主義。在施米特看來，在真正意義上的門羅主義和美國當下的實踐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明確的、建立在外空間國家不干涉原則之上的空間秩序和一種將整個地球變成進行干涉的戰場、阻礙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種自然增長的普世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50]

在基本上同一時期發表的《國際法中的帝國概念》一文中，施米特進一步將德國式的“門羅主義”與其“大空間”（Gro?raum）理論關聯起來。此文標題中的“帝國”，對應的是“Reich”概念，但中譯本將其翻譯成“帝國”，很容易與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開距離的普世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來，英美現在就是這種普世的、無空間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如果要強調“Reich”與“Imperium”的區別，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將“Reich”漢譯為“政域”。

在這篇論文中，施米特指出，“政域”是“領導性的和承載性的大國，后者之政治理念輻射著一個確定的大空間，并為了此一大空間而從根本上排除空間外大國的干涉”。[51] “大空間”內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國家，它們并不是“政域”的一部分，正如美國并沒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政域”也不僅僅是一個面積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亞式的領土性國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機械的統治機器，而是“本質上有民族的規定性”[52]，具有有機體的特征。在1939年的語境中，施米特所說的“政域”當然指向一個比當時的德國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它在其主導的“大空間”中應當主張何種具體的政治理念，施米特語焉不詳。但他明確強調的是，“政域”將按照門羅主義的先例，排除域外勢力的干預，從而保證“大空間”在全球秩序中的獨立性。

如果說近代經典的國際法是以國家為基本空間單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國際法，是以“大空間”作為更重要的空間單位。空間單位的擴大跟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飛機、無線電等技術的發展，使得國家的空間界定方法，已經跟不上時代，需要更大的空間單位，才能夠發展有意義的合作。以“大空間”為支點的國際法越出了經典的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法，但也拒絕了超國家的普世主義的國際法——后者在施米特看來從本質上是帝國主義。以“政域”為支點的國際法使得民族有機體能夠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則，掌握國家機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視野中，一個理想的地球秩序，應該是劃分為若干不同的“大空間”，每個“大空間”里都有一個由主導性民族創建的“政域”，并奉行該主導性民族的世界觀理念和原則。

施米特在這兩篇論文中都沒有直接談論波蘭。但是，他的態度應該隱含在其中了 ——擁有上百萬德意志人口的波蘭，其領土或部分領土，完全可以成為德意志“大空間”的一部分。當然，被納入德意志“大空間”，不等于波蘭必然會滅國。施米特將美國的“門羅主義”視為美國的“大空間”實踐，而眾所周知的是，美國從形式上并沒有吞并其他美洲共和國。由此可以推斷的是，他設想的德意志主導的“大空間”的實現，未必要采取希特勒式的滅國方式，從邏輯上說，完全可以采取某種聯盟式結構，波蘭在形式上保留國家，但其主權要受到“大空間”秩序的限制。今天德國在包括波蘭在內的歐洲聯盟中發揮著核心領導作用，批評者甚至將歐盟稱為“德意志第四帝國”，[53]施米特未必會反對這種組織形式，盡管他很可能會對德國對自身民族理念的淡化感到痛心疾首。

不過，這只是邏輯上的可能性。形勢的進展令人應接不暇。1939年5月，希特勒還在努力吞下捷克斯洛伐克，到了9月份，就直接出兵，迅速滅亡波蘭。隨著希特勒繼續進軍蘇聯，他的實踐已經越出了德意志“大空間”最大容許的范圍。以施米特的眼光來看，或許德軍已經進入了俄羅斯人的“大空間”的范圍了。但不管如何，在希特勒覬覦波蘭的時候，施米特并不是一個旁觀者或反對者。雖然他反對普世帝國主義，但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實際上是一種區域霸權理論，在這一理論之中，仍然沒有波蘭保持獨立自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