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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何會作出如此判決、裁定？

記者了解到，法院認為當晚與被害人聯系的手機、與搶劫殺人埋尸行為有關的重要證據缺失；沈紅乘坐馬某林的車進入和政縣后去向無法確定；馬某林如何獲取沈紅銀行卡及交易密碼原因不清。現有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閉合性證據鏈，沒有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

判決作出后，甘肅省檢察院在研究是否進一步提請最高檢抗訴時，最高檢第十一期西部巡講團恰好到臨夏州巡講，巡講團將案件情況帶回了最高檢。最高檢高度重視，要求甘肅省檢察院對該案進行復查。

2021年11月30日，甘肅省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對犯罪現場進行復核勘驗。

甘肅省檢察院重大犯罪檢察部三級高級檢察官夏紀紅具體負責承辦該案。經詳細閱卷、梳理證據，她認為該案只要重點厘清兩個問題，便能解決癥結所在：一是案發當天沈紅與尾號3287的手機號碼聯系頻繁，且接到該電話后走出小區，該號碼由誰使用？二是能否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懷疑？對此，甘肅省檢察院將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相結合，不斷補強證據。

生前最后接觸者只有被告人

案件復查期間，辦案檢察官充分挖掘電子證據的價值，尋求檢察技術人員的幫助。

對于尾號3287的手機號碼究竟由誰使用的問題。雖然案發當晚與被害人聯系的手機未能查獲，但甘肅省檢察院委托蘭州市檢察院司法鑒定中心對被害人和被告人使用的手機號碼及隨案移送的5部手機的數據進行恢復、分析后，鑒定意見顯示，馬某林曾使用兩個手機號碼與被害人進行專線聯系，發送多條信息，其中就包括尾號3287的號碼。被害人失蹤當天的最后8條通話記錄均是和馬某林在通話，最后三次在當天22：03至22：05之間，此后被害人的手機號碼再無通話記錄，尾號3287的手機號碼亦再無通話記錄。也就是說，沈紅生前最后聯系人是馬某林。

為確認馬某林在案發期間是否和沈紅在一起，甘肅省檢察院調取案發時馬某林、沈紅多個手機號碼的通信數據，并委托有關部門對涉案地點經緯度信息進行精準測量。

“通過分析經緯度測量數據、案發時段手機基站位置信息、原偵查機關提取的涉案手機數據，發現沈紅使用的兩個手機號碼和馬某林使用的手機號碼基站信號，自2015年5月25日22時許處于并軌狀態，并向和政縣移動，先后于23時到24時在馬某林家中停留約1小時，26日0時許至1時許在馬某林家附近銀行處停留約50分鐘，26日1時至4時許在發現沈紅尸體處停留約3小時。”蘭州市檢察院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人介紹道。

“該案雖然不是在封閉的空間進行，但被害人從2015年5月25日22時28分失蹤，到凌晨5點馬某林還給堂弟車時，車上已經出現血跡，26日深夜馬某林開始取錢，整個過程連貫緊湊，結合該案其他證據和經驗邏輯推斷，沈紅被害前唯一聯系和接觸者只有馬某林，能夠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夏紀紅表示，2022年8月13日，甘肅省檢察院提請最高檢對該案提出抗訴。考慮到馬某林涉嫌為謀財而殺人，建議將指控罪名變更為搶劫罪。

2023年5月30日，最高檢辦案檢察官和甘肅省檢察院辦案檢察官一起走訪案發地。

最高檢重大犯罪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李豪細致閱卷審查后，前往甘肅召開有公安機關原現場勘查人員、審訊人員、法醫以及省、州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等參加的座談會，查看馬某林作案路線，認真復核原案有關證據，特別是對技術性證據的審查與運用多次組織分析論證，并提訊馬某林。

此外，針對馬某林將被害人交給其丈夫王明的辯解，李豪又指導甘肅省檢察院辦案檢察官補充調取了王明手機號碼信號軌跡，結合證人證言等證據，證實在案發時間段，王明未出現在和政縣，而是在其他地方，排除了王明作案的嫌疑。

2023年7月5日，最高檢重大犯罪檢察廳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與會檢察官一致同意抗訴。

最高檢抗訴后法院改判

2023年11月21日，最高檢辦案檢察官和甘肅省檢察院辦案檢察官一起提審馬某林。

最高檢檢委會審議后，2023年12月18日，最高檢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訴。在17頁的抗訴書中，最高檢除列舉上述新證據外，也針對原判決提出的具體問題進行了回應。

?關于作案工具、被害人手機等重要證據缺失的問題。馬某林有犯罪前科，具有強烈的反偵查意識，案發前就使用沈紅身份證辦理了一個專用手機號碼與沈紅單線聯系，還打電話舉報沈紅丈夫出軌，編造將沈紅交給其丈夫的謊言試圖嫁禍給他。該案在一個月后才偵破，其有足夠的時間去毀滅作案工具，部分證據缺失可以理解。

?關于馬某林如何獲得沈紅銀行卡及交易密碼原因不清的問題。被害人多名親屬均證明，被害人生前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且馬某林欠被害人20多萬元貨款，沈紅不可能在馬某林未償還其欠款的情形下，主動將有數十萬元存款的銀行卡交給馬某林并告知交易密碼。此外，馬某林取錢的時間、裝扮也不符合常理。

?關于沈紅失蹤后誰給被害人家屬發送短信的問題。沈紅家屬證實，她沒有發送短信的習慣，且發送短信后立即關機，不符合常理；沈紅失蹤后以其名義共發出了兩條短信，內容均稱去九寨溝游玩，但發送短信手機信號的地點從未離開馬某林家附近。且在發送第二條短信前幾天，馬某林已將接沈紅的車子歸還給車主，后經公安機關勘查，還車時車內已有被害人沈紅的血跡，可以排除沈紅發信息的可能。

“該案中馬某林雖是‘零口供’，但認定其為謀財而致沈紅死亡的證據均已查證屬實，證據與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已經形成一個封閉的證據鏈。”李豪介紹，最高檢抗訴后，最高法指令甘肅省高級法院對該案再審。

今年盛夏，在臨夏州檢察院內，記者見到了沈星。當聽到案件馬上要開庭再審時，他雙手交叉到一起，神情有些激動：“這些年談起我姐，我爸媽就止不住落淚。我們期待能有一份公正的判決。”

2024年8月6日，在埋尸現場，該案公訴人向記者講述案件相關情況。

8月9日上午，馬某林搶劫案在甘肅省高級法院再審開庭。最高檢重大犯罪檢察廳廳長元明帶隊旁聽庭審。法庭上，控辯雙方進行了充分的舉證質證，檢察官詳細闡述了指控的案件事實、案件證據及法律適用等問題。蘭州市檢察院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人員作為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

12月13日，甘肅省高級法院對該案依法公開宣判，認為根據檢察機關提交的新證據，結合原審在案證據，足以認定馬某林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劫取被害人的財物，并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實，其行為依法構成搶劫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限制減刑。

“該案的成功抗訴是上下級檢察機關接續監督的結果。”元明告訴記者，刑事訴訟證明是一種回溯性司法證明活動，不可能完全復原犯罪活動的所有細節，尤其是像本案一樣既無目擊證人，被告人又“零口供”的疑難復雜案件更是如此。辦理此類案件時，重罪檢察辦案人員要按照最高檢黨組提出的“三個善于”要求，抓住案件主要矛盾，充分運用檢察技術輔助檢察辦案，通過綜合審查全案證據，深入分析間接證據是否相互印證、是否能夠排除合理懷疑、是否能夠形成封閉證據鏈條，據此判斷被告人是否為作案人。

十年過去，如今，沈紅生前經營的鞭炮店已改換門面，成為一家雜貨店。伴隨著終審判決的到來，沈紅親屬的生活也將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