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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預兆地，王朔出版了一本新小說，距離上一本小說《和我們的女兒談話》，已經過去了14年。在當代文壇，王朔無疑是讀者最掛念的作家之一。

8月12日，出版方發布預售消息當天，10萬冊就發完了貨。8月16日正式發售那天，另外10萬冊也發完了。首印20萬冊，一周之內又加印10萬，出乎在出版方預料之外。

他們并非不清楚王朔的號召力，但這本名叫《起初·紀年》的書看起來著實不太好賣。它長達54萬字，雖然依然是滿紙活靈活現的北京話，卻竟然講了一個漢武帝的人生故事，與當下的時代隔著十萬八千里。這看上去太不王朔了。

王朔作品《起初·紀年》。圖/受訪者提供

然而，看客們的胃口還是被牢牢吊足了。寥寥幾百字的宣傳文案，暗示了這是一本不得了的巨著——這54萬字僅僅是四卷本中的一卷，王朔這十幾年的深居簡出其實是為了這皇皇巨著的140萬字，以正史為底本，博采方志、傳說、野史、天文、地理、氣象、醫學、數學等知識，不僅用北京話寫，還融入了上海話、陜西話、英語、土耳其語、網絡梗、自創方言、仿寫先秦古歌……

這是漢朝的《百年孤獨》，還是貧嘴版的《追憶似水年華》？是加長加厚的《故事新編》，還是北京話版的《哈德良回憶錄》？這是神作，還是胡鬧？

還沒拿到書，就有一批讀者興沖沖地在豆瓣上打五星，期待王朔“治好我的精神內耗”。事先已經通過試讀本讀過全書的人，在網上發表了極高的贊揚。等到第一批讀者看到書，網上卻蕩漾出一股奇怪的氛圍：不喜歡，但又不敢罵。隨著看到書的讀者越來越多，好評與差評交替上漲，差評大膽地多起來，讀者對語言風格的不滿壓倒了老作家的光環。

王朔新作無疑是今年重要的出版事件，也是一次耐人尋味的文化事件。

自始至終，作家本人一直保持著低調。在這個老作家們紛紛登上短視頻、直播間，甚至親自開抖音和公眾號的年代，那個口才極好、在罵戰中戰無不勝的王朔，似乎處于斷網狀態。他只有一篇新書的序言在網上流傳，而字里行間卻透露出一股罕見的謙虛和禮貌。

悶頭十多年，王朔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小說？他又是如何寫成的？

用嘴寫的小說

“起初，我六年……”，一些讀者直接被這個開頭“勸退”。

《起初·紀年》開篇以第一人稱寫起，“我六年”，即漢武帝登基第六年，也是親政第一年。這個拗口的紀年口吻，奠定了全書語言實驗的基調。在54萬字的長途文字旅行中，讀者不僅得習慣通篇的京腔，還得接受漢武帝稱呼司馬遷為“馬遷”，人物隨口會說出“墻裂”“森么”“怎么肥四”等21世紀網絡語言，所有的“那個”都寫作“內個”……有時候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能恍然大悟，比如漢武帝說的“嗖”，原來是英語“so”的意思。

《起初·紀年》內頁。圖/受訪者提供

書稿交到編輯手里，編輯也費了不少腦細胞。這本書的編輯之一是東北人，自認為可以理解八九成北京話，但還是得不時找編輯部里的老北京人請教，依然得不到答案，就去問作者。比如“不喛喛”是什么意思？王朔說，是“不言語”用北京話說快了發出的音。

“他希望用純口語化的方式來寫，做到真正的我手寫我口，一個詞兒說出來發什么音，寫出來那個字兒就要發什么音。這是這本書很重要的風格之所在。”責任編輯之一孫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本書里避免使用多音字，遇到多音字會用同音的另一個字來替代，也是出于口語化的考慮。“他希望這個小說是閱讀時自帶音效，這就是他的目的之一。”

這本書從2007年開始寫，每年主要集中在春夏寫作，因為北京天一冷，王朔的嗓子就不舒服，讀不了，寫得就慢下來。王朔在自序里說，他是“拿口語寫作的作者，檢查文字也須拿口語來回溜，沒磕啵兒，才覺得通順”。

語言是身份的象征，俗語讓漢武帝褪下了皇帝的光環。漢武帝和群臣操著大雜燴的語言聊與匈奴作戰的對策，就像一群老大爺坐在胡同口聊閑天兒，東拉西扯，插科打諢，全然沒有正史里的一本正經。王朔并不是在寫一本以帝王為主角的歷史小說，而是在寫一部王朔自己的小說，只不過正好與歷史有關。

這本書里還是殘留了一些小問題，王朔似乎自己也力不從心。比如人稱的轉換，開篇以第一人稱“我”寫起，到了第18章，卻突然轉換成第三人稱的“上”（借用史籍中對皇帝的稱呼）。后面的敘述中，“我”和“上”不時交替出現，甚至在同一章中發聲，而這僅僅是用詞上的切換，并看不出視角有什么本質不同。

王朔也提到了這一處理，他解釋說，因為歷史細節考證繁瑣，想要采取全知視角等于難為自己，所以使用第一人稱，所見限于一己之側，能少交待少交待，是不得已。然而，“沒想到歷史景觀自有其深遠和無垠，一旦進入有特別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視角不容遮蔽，走著走著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不留意間已轉入第三人稱敘事，幾十萬字岔出去回不來。有些人物所行駭人，心機莫測，遠超常人所想所能駕馭，亦為第一人稱天然具有同情之理解所不容，故在很多篇幅陸續出現第一、第三人稱混用章節，乃至最后寫丟了第一人稱，通篇以第三人稱尬然終了”。

以什么人稱敘事，這也是編輯繞不開的問題。孫騰透露了王朔的進一步解釋，“他寫‘我’的時候，多多少少會把自我放進去，以王朔的心態去考慮漢武帝應該想什么、做什么、說什么。寫‘上’的時候，他要跟漢武帝保持一點距離。漢武帝在巫蠱之禍、殺自己兒子的時候，他是怎么想的，這超乎王朔的想象能力。‘我’當然干不出這事兒，是‘上’干的事兒”。

“尬然”一詞或許暗示了王朔的些許不滿。不過對于他來說，這可能也不是一個多大的事兒，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混用，早在《看上去很美》里就有“前科”。那時他暗示，這是為了模糊虛構和真實的界限，讓這個有著回憶色彩的小說看起來不像回憶錄。他故作耍賴地說：“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混用，爹不是爹，娘不是娘，朋友不是朋友，我不是我，誰要跟我三頭六案對證，我是不認賬的。”

王朔（1993年）。圖/視覺中國

對于《起初》，王朔希望在史實上能立得住。《起初·紀年》取材于《資治通鑒》《漢書》《史記》所載漢武舊事，大事件以通鑒的紀年為準，一些例行封賞、宴饗，通鑒不如漢書詳備，由漢書補入，“巨細無一無出處，沒瞎編”。對史籍的掌握給他造成了挑戰，“他也覺得這個小說的體量和他表達的空間、時間范圍實在是很大很大，如果要嚴絲合縫沒有任何問題，可能超出了任何一個個人能把握的限度。”孫騰說，“所以他覺得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寫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就是這個時代給予他的東西了。”

從規模上來看，這部小說的全貌遠比現在能看到的這本宏大。王朔其實寫了一部140萬字的小說，只是為了出版方便，才分成了四卷。最早出版的《起初·紀年》，自漢武帝登基第六年寫起，從情節順序上來看，這其實是最后一本，是140萬字的最后50多萬字。140萬字要從哪里切幾刀，直到出版之前，都沒在王朔的考慮范圍之內。寫作過程中，也僅僅是為了保存的方便和安全，怕文檔會壞掉或丟失，寫到一定長度，他就另開一個文檔。“有的在兩個緊密連接的自然段之間突然斷開，所以我們還要重新分一下卷。”編輯孫騰說。

《起初·紀年》最終選擇從漢武帝登基第六年開篇，是編輯和作者商量很久之后的結果。這50多萬字從漢武帝親政寫到生命的終點，如傳記一般，至少在敘事上是連貫的。王朔在序言里說，這一卷文字最順、閱讀體驗最好、無歧義，各卷章節相對獨立，從后往前更容易看進去，所以最先跟讀者見面。

至于前三卷到底是什么樣子，目前還不得而知。從王朔的語氣來看，前三卷似乎閱讀挑戰性更大，“前數卷趣味、用典、用辭則多有可商榷”，目前還在刪改之中。編輯則透露說，不同于第四卷對史料的忠誠，前三卷由于涉及更多上古時代的內容，文獻記載零星而飄渺，作者發揮想象的空間則更為開闊，能看到氣勢恢宏的場面、長途旅行的公路小說、思辨性的哲學辯論等等。

“我們希望這一兩年之內能出完，讀者將會看到一個更奇妙的世界。”孫騰說。

為什么要寫《起初》

有人評價《起初·紀年》“碰瓷”《故事新編》。20多年前，王朔寫過一篇《我看魯迅》，以一貫的解構語氣將魯迅請下神壇，對其作品有贊有彈。他對《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都沒太多好感，最喜愛的確實正是《故事新編》。

“這些游戲之作充分顯示了魯迅的才氣和機靈勁兒。”王朔寫道，“再加上一條，就是他深厚的舊學知識。這也不是隨便什么人都能寫的，他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態度真夠姚雪垠、凌解放，包括陳家林學半年的。”人們很容易從《起初·紀年》中看到《故事新編》的影子，上古神話人物說起英語、吃著炸醬面，早在一百年前就被寫進了小說，并不是什么驚世駭俗的創意。

王朔對作家止庵說，寫這本書還受到了約瑟夫·海勒小說《上帝知道》的影響。《上帝知道》是1988年出的中譯本，取材于《圣經》，講的是大衛王晚年在病榻上回顧一生的故事。“《上帝知道》那本書當年看過的人很多，但后來從來沒聽哪位作家提起過。”止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覺得他用第一人稱寫漢武帝，跟這本書是有一點關系的。”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三四月份，止庵一直在閱讀《起初》的試讀版，讀完了全部四卷小說。《起初·紀年》出版以后，他也是第一批在網上發表評論的人，有人說他是為朋友說好話，他特意澄清，自己此前跟王朔僅有一面之緣，稱不上為朋友說話，只是作為他的讀者談談感受。閱讀這部小說，讓他想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閱讀王朔的感覺。

看完小說，止庵想寫一篇文章，專門講講《起初》的讀法。他覺得閱讀這部小說，如果能抓住兩點，或許更容易進入王朔的世界。首先是王朔一以貫之對崇高的解構，他總要把歷史人物從神壇拉到地面上來，依然能看到當年那個“將顛倒的價值觀再顛倒過來”的王朔。其次為什么用這樣的語言寫作？“漢武帝和群臣該說什么話？說實話我們對此根本就不知道。其實讓漢代人說什么話都不合適。所以也可以說，說什么話都合適。他們說普通話嗎？普通話還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方言，后來推廣起來的呢。說陜西話？河南話？現在的陜西人河南人祖籍根本不在那兒。說文言文？古代言、文是兩回事，文言文根本不是用來說的。”

王朔前不久過了64歲生日，心境隨著年歲變化，不再是年輕時候的心態。“他現在心態很平和、松弛，每天擼貓，對于銷量沒什么預期，他覺得不重要。可能重要的就是書寫完了，想要表達的東西表達完了。”孫騰說。

在王朔的寫作履歷中，能明顯看到心態變化的痕跡，因為他不愿重復自己。1984年，他以《空中小姐》成名，經過90年代的幾場筆仗,他被貼上“痞子文學”“文壇個體戶”的標簽，被認為是個個性張揚、風格“邪乎”的“頑主”。那時，他的代表作是把調侃和解構發揮到極致的《頑主》《過把癮就死》《我是你爸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90年代，他投身影視圈并獲得成功。1999年，他以小說《看上去很美》重歸文壇，至2008年《和我們的女兒談話》，這一階段的作品與此前已有很大不同。

變化來源于精神危機。據他自己回憶，1991年寫了100多萬字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本，第二年陷入寫作危機和精神危機，對寫作生活和所寫的東西產生了很大懷疑。“那是一個明白無誤的虛點，像襪子上的一個洞，別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標榜的那一路小說其實是在簡化生活。”他說不愿意重復自己,要寫就寫一個跟以前不一樣的小說，掙錢和寫作纏在一塊,讓他覺得“挺擰巴的”，很長時間完全忘了寫作其實是自己的愛好。渡過精神危機后的歸來之作《看上去很美》，是對往日生活的追憶，寫北京復興路大院幼兒園里的一幫孩子，那也是他長大的地方。他反思前一階段的創作，“既往文風失之油滑，每每招致外人不快。這次是做抒情文章。”

又過了十幾年，王朔再次轉向，顯然是又遇到了新的變化。

止庵用一個“對應物”的概念分析王朔的轉變，他覺得此前王朔寫作的“對應物”都是自己過去的生活，但這個“對應物”終于顯得不夠宏大，于是他超脫了自己，以更大的歷史來做“對應物”。面對如今這本《起初·紀年》，王朔自己則說：“我找到現在這個故事，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進去，這個結構特別合適，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遠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在序言里，王朔則又收斂雄心，謙虛地解釋說，選擇漢武故事，只是碰巧對他這一朝幾個人知道得更早。另一個原因是他幼時其實是個軍迷，李廣和李陵的悲劇性命運對他有所刺激，“和我熟知的大英雄套路完全不同，初衷有相當成分意圖借漢武朝軍事活動把本人軍迷時代攢下來的小愛好、小見識發揮一下，過過癮。”

（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