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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劉健 攝）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

我們知道，中國全國人大提出以“決定+修法”的方式來推進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官方是否有具體的時間表？希望最遲能在什么時候完成修法？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今年9月是否還會舉行立法會的換屆選舉呢？到時候是不是會采用新的選舉制度規定？謝謝。

張勇：

謝謝你的提問。全國人大這次決定的第九條明確規定，該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據全國人大決定的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盡快開展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工作，修改后，香港特區將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以及修改后的附件一、附件二盡快修改香港本地的具體選舉法律，只有這樣，香港的選舉活動才能依法依規順利展開。

至于下一屆立法會什么時候選，去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作出過一份決定，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現在還在運作的這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這項決定里規定了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于一年，直到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開始為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份決定，香港特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以及修修訂后的附件一、附件二和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自行決定什么時候舉行下一屆立法會選舉。謝謝。

星島日報記者提問（劉健 攝）

星島日報記者：

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擴大特區選舉委員會的權力，除了推選特首還將負責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有人質疑這是“民主的倒退”，這是否不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謝謝。

鄧中華（徐想 攝）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鄧中華：

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根據這次全國人大決定設立的選舉委員會是一個新的制度架構。剛才曉明常務副主任和張勇副主任對新的選舉委員會作了介紹，那就是新的選舉委員會除了繼續提名并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以外，還負責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以及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這就是我們這次選委會的基本制度。作出這一規定，主要考慮兩方面：

一是選委會是由香港社會的不同界別、不同階層的代表人士組成，他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由這么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來選舉產生立法會的部分議員，參與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提名，有助于突破某個界別、某個地區、某個團體的利益局限性，補充現行制度下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代表性的不足，使立法會更好地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二是由選委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部分議員，使得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選民基礎上有了共同點，有利于行政和立法的順暢溝通，有利于鞏固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從實際情況來看，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立法會的部分議員，這樣的做法原來就有，香港市民對這一做法是比較熟悉的，不能說恢復過去的做法就是“倒退”，就不是香港民主政治制度循序漸進的發展。“循序漸進”不能理解為每一次的選舉直選成分都一定要增加，只要總的方向和趨勢是擴大民主，能更好地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保障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和根本福祉，這樣的辦法就是好辦法，這樣的制度就是好制度。謝謝。

香港中評社記者提問（劉健 攝）

香港中評社記者：

全國人大決定設立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個機制的建立對確保“愛國者”入閘有何重要意義？以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來排除居民參選的權利，這是否與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居民的權利有所沖突？謝謝。

鄧中華：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責審查并確認選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這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個重要制度保障。作出這樣一個設計的目的就是要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外，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出去，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選委會委員都是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建立資格審查機制，根據香港基本法等有關法律、解釋和決定以及香港本地的法律，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這一做法與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居民的權利，包括香港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兩回事，不存在任何的矛盾和沖突。從根本上講，資格審查制度是為“愛國者治港”建立制度保障，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上行穩致遠，這是香港居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基本前提。

我們試想一下，如果任由反中亂港分子占據香港特區政權架構的核心崗位，香港將會變成什么樣？2019年“修例風波”的亂局絕不能在香港重演，謝謝。

香港大公文匯記者提問（劉健 攝）

香港大公文匯記者：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第七條和附件二的第三條以及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規定了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五步曲”程序，中央為什么還要以“決定+修法”的方式直接出手修改兩個產生辦法，而不是依照“五步曲”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啟動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謝謝。

張勇：

謝謝您的提問。采用“決定+修法”的方式修改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是經過反復研究，充分考慮了各方面因素做出來的重要決策。這項重要決策的必要性、重要性，剛才張曉明同志在開場講話里就說得很清楚了，我在這里再補充一點。這些年香港出現的亂象表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存在制度性漏洞和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選舉方面的制度漏洞進入政權機關，公然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二是反中亂港分子利用程序方面的制度缺陷，刻意破壞憲制秩序和有效管治，阻撓香港民主發展。我想大家也清楚，早在2007年，十幾年前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曾經作出決定，明確規定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可以實行普選；201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再次作出決定，進一步規定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的路線圖、時間表。但是令人遺撼的是，正是反中亂港分子利用基本法當中的“五步曲”程序否決了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導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目標遙遙無期，無法實現。事實表明，如果不從根本上堵塞住反中亂港分子進入政權機關的制度性漏洞，您剛才說的“五步曲”程序實際上是名存實亡，走不通的。“決定+修法”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運用憲法權力，在國家層面上來構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正本清源，確保“愛國者治港”，恢復憲制秩序，提高管治效能，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堅實的制度性基礎。謝謝。

香港經濟日報記者提問（劉健 攝）

香港經濟日報記者：

外界關注這次選舉制度改革會不會改變基本法45條、68條所規定的普選目標，能否請各位解釋一下中央理解的普選是怎樣的？謝謝。

張曉明：

我剛才提到，此次全國人大決定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是一個小切口，對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沒有改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因此，這兩條所確立的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不會改變。

中央政府從來都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循序漸進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剛才張勇副主任也講到，2014年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本來通過了一個“8·31”決定，這個決定是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在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并可在行政長官實現普選之后的2020年實現立法會全體議員普選產生。但當時就是香港的反對派百般阻撓，他們提出的“公民提名”完全違背基本法第45條已經明確規定的提名機制，主張香港社會任何人都可以提名產生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我記得，當時我在香港還專門為此和公民黨當時的主席展開了一場公開論戰。本來香港是可以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最后沒有實現，誰應該負這個責任？是誰在阻撓香港的民主步伐，阻撓香港實行普選？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心里都有數。

你剛才說到普選制度的含義或者是普選的含義，我想這要嚴格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來理解。普選自然包含了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含義，至于具體的普選制度怎么安排，應該依據“一國兩制”方針、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加以規定。謝謝。

CGTN記者提問（劉健 攝）

CGTN記者：

在全國人大通過關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之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發言聲稱，譴責此舉打擊了香港民主的進程，對此中方有何評論？此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因此對華對港采取所謂的制裁，中方又將作何反應？謝謝。

張曉明：

首先我要說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怎么設計、怎么完善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權說三道四。據我所知，美國自身也是有非常嚴密的防范外國干預選舉的法律規定，包括最近美國國會眾議院剛剛通過了關于選舉法律修改的議案，我們自然就要反問了，為什么他自己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對選舉法律進行修改，卻對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法律的修改如此感興趣，如此神經質，如此橫加干預，再說得多一點，很容易引發我們一個場景的聯想。在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當暴徒們在街頭進行打砸燒這些活動，甚至沖擊立法會的時候，大家都記得，美國的政客們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稱贊“這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到1月6日，美國示威者沖進國會山的時候，他們很快把它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這不是典型的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嗎？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也不知道，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那么多的亂象，在1月6日發生了暴力沖擊國會山事件之后，美國的政客們還有什么道德資本對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指手劃腳？

我們也注意到，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有70個國家共同簽署聲明，敦促有關方面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這充分說明了霸權主義行徑不得人心，至于美國經常揮舞“制裁”大棒，我覺得也早已為人所不齒，我們港澳辦的同事包括夏寶龍主任，包括今天在座的鄧中華副主任和我本人，去年都被美國政府列入所謂的制裁名單，對此我們都深以為榮，當然對于這類制裁，我們歷來奉行“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原則，我們回應的反制措施也一定會讓他們長記性的！我就講這些，謝謝。

中國新聞社記者提問（劉健 攝）

中國新聞社記者：

剛才張勇副主任提到，全國人大通過相關決定具有法律依據，我想問的是，全國人大通過相關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請問法律依據是什么？謝謝。

張勇：

謝謝您的提問。我在開場白的時候說過，我們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它是我們國家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作出的決定，規定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核心要素，具有堅實的憲制基礎和充分的法律依據，這個前面說得很清楚了。實際上無論是在香港回歸前還是香港回歸后，全國人大都作出很多份關于香港問題的重要決定。至于您剛才說的這個問題，我可以補充一點內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也就是基本法的兩個附件，它的內容之所以沒有規定在基本法的正文當中，早在幾十年前香港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就有過特殊考慮。這些具體的選舉事項可能會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要隨時作出調整，所以由附件加以規定就比較靈活，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實際上，這兩個附件在2010年的時候就曾經作出過修改，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我們國家憲法也明文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職權，只要全國人大給它授權，它就必須去行使，這是有明確規定的——第67條第22項。因此，這次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既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不知道回答是不是清楚，謝謝。

中國日報記者提問（劉健 攝）

中國日報記者：

能否介紹一下全國人大此次出臺決定的過程？立法過程中是否考慮了香港市民的意見？接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法會履行什么樣的程序，是否也會聽取港人對修法的意見？謝謝。

張勇：

謝謝您的提問。中央在研究起草全國人大決定的過程當中，十分重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包括一些法律專家共同成立了一個專門起草班子，反復研究，廣泛調研。在這個過程當中，特別是多次征詢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機關負責人，還有香港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見。在疫情防控形勢仍然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有關部門通過舉辦北京、香港、澳門、深圳四地的視頻研討會，有關部門還專門去深圳連續召開了多場座談會，直接聽取各界的意見和建議。這期間也是感謝在座的記者朋友們，香港、澳門、內地各類媒體對這個議題都作了廣泛的報道，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些我們都看到了，也都認真的關注。這些也都充分反映了社會各界多方面的訴求和聲音。前幾天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期間，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對決定草案又進行了反復的審議，提出了不少完善性的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都高度重視，進行了認真研究和充分吸納。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根據全國人大決定的授權在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過程中嚴格遵循法定程序，繼續廣泛聽取各界意見，繼續加強與有關方面的溝通協調。而且我相信，這方面的相關工作很快就會展開。謝謝。

鳳凰衛視記者提問（劉健 攝）

鳳凰衛視記者：

我的問題是關于選舉委員會組成的問題，為什么要在選委會當中增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作為第五界別？中央的考慮是怎樣的？謝謝。

鄧中華：

大家知道，在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是選委會的當然委員，部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也是選委會的委員。在新的制度中，全國人大代表繼續是當然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都將成為選委會的委員。也就是說，這些全國政協委員也都是選委會的當然委員。另外，增加“全國性團體中香港成員的代表”，是考慮到這些香港人士參與全國性團體的活動，他們對國家事務有比較多的了解。總的來說，第五界別的這些人士國家意識強，由他們擔任選委會委員，有利于在選委會中強化國家元素，把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香港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謝謝。

日本共同社記者提問（劉健 攝）

日本共同社記者：

我的問題是關于經濟方面的問題，有些經濟界人士擔心，由于選舉制度的改革，香港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外資企業會從香港逃到境外，中方對此有何看法？謝謝。

張曉明：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和你、和在座的記者朋友們一起回憶幾個往事。1983年9月，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正膠著的時候，英方為了達到“以主權換治權”的目的，不惜打“經濟牌”向中方施壓，突然對外界散布"談判破裂、香港前途不明“這樣的一些消息，引發9月24日這一天香港港幣大跌、銀行擠提，市民紛紛搶購日用品，香港似乎末日來臨的樣子，史稱“黑色星期六”事件。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美國《財富》雜志以”香港已死“作為封面標題，預言香港回歸之后不可能保持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到了去年，香港國安法頒布之后，美國《大西洋月刊》又刊登了題為“香港的終結”的文章。這似乎成為了一個規律，每到一些重要的敏感時間節點或者重大事件的時候，西方國家某些人就會更加起勁地”唱衰“香港，散布各種危言聳聽的”預測“，但是事實總是令他們大跌眼鏡。

你剛才講到外國投資者對香港信心的問題。我的觀察是，香港國安法出臺以后，外國投資者包括香港本地的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我簡單舉幾個數字，去年流入香港的資金額達到500億美元，香港銀行體系結余更屢創歷史新高，港股IPO（首次公開招募）集資額位居世界第二。股市是香港經濟的晴雨表，也是衡量投資者信心的重要指標，今年1月港股市值突破50萬億港元的歷史記錄。連香港的美國商會發表的調查報告也表示，今年1月和去年8月的情況相比，企業對香港營商環境持樂觀態度的比例大幅上升。

這里我還要指出一點，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特別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制度完備、專業人才齊全、香港市場高度自由開放，以及語言方面的優勢等。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就是中國內地持續快速發展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的動力。這樣的優勢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也是難以復制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選舉制度完善這兩大舉措相繼出臺后，香港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營商環境都會進一步改善，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會進一步穩固。我就回答到這里，謝謝你。

陳文俊：

謝謝各位，今天的發布會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