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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是一點點開的，不是4月8日零時“轟然”打開。

很難說清啟封的第一絲裂縫是什么時候，一名志愿者覺得是時隔2個月再次被查酒駕的時候；一名武漢協(xié)和醫(yī)院的醫(yī)生說，是他重新接到因打架斗毆來看病的患者的時候；一名住在商業(yè)街邊的居民發(fā)現(xiàn)，放了兩個月“武漢加油”的大屏幕又開始放廣告了。

武漢正在“一寸寸”地打開。歇業(yè)多日的早餐店門口重新排起長隊，一提面下鍋，蒸騰起霧氣，人們摘下口罩，端著熱干面邊走邊吃。住宅臨街的居民早上被車喇叭吵醒。

4月8日0時50分，離開武漢的第一班火車從武昌火車站開出，駛向廣州。“封城”76天后，武漢終于恢復與其他城市的自由流動。

一名武漢市民用“病來如山倒”形容“封城”。那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情，一座千萬人口的現(xiàn)代大都市切斷對外交通，公共交通停擺，所有住宅封閉化管理，臨街的商鋪外立起高高的圍擋。橫亙在長江上的6座大橋上很少有車經過，只有江水在橋下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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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和空氣在震動，仲春時分的風帶來了“轟隆隆”聲，3月23日早上7時許，一輛輕軌列車從環(huán)衛(wèi)工嚴國明頭上駛過。當天一直到晚上6點，每隔一陣就有一輛輕軌開過循禮門站。

他負責的江漢路步行街是武漢市最繁華、人流量最高的商業(yè)街之一。封城后，這里靜得只剩下掃帚劃過地面的聲音。嘈雜的叫賣聲消失了，燈牌也不再亮。附近一處年前搭好的腳手架上，鳥兒銜枝做起窩。

在江漢路掃了快10年街，嚴國明的工作前所未有的輕松：只需清掃落葉，不用再面對一小時不管就滿溢的垃圾桶、不計其數(shù)的奶茶杯和串簽。

整整兩個月后，嚴國明重新聽到這規(guī)律的、曾令他感到厭煩的噪音。自2004年7月開通運營，武漢軌道交通第一次停止運行長達2個月時間。他望著高架發(fā)了一會兒呆，“武漢市不是要解封了？”兩天后，武漢地鐵宣布，將于3月28日恢復運行。

循禮門地鐵站站長張兢不比市民更早知道這個消息。1月23日，她起床準備上班，也是從新聞里得知封城、地鐵停運。這兩個月，地鐵職工仍在輪流值班，做好地鐵隨時恢復運行的準備，但具體何時恢復，誰心里也沒數(shù)。

3月18日，武漢新增確診0人的消息讓幾名同事一陣興奮，“第一次覺得，上班使我快樂”。3月21日，員工恢復上班，準備試運行。受封城影響，張兢找不到開門的干洗店，第一次把玫瑰色的制服、帽子和絲巾帶回家自己洗。

松動的消息幾天前就在街坊間傳開。一天上班前，嚴國明在里份(武漢特有建筑群，類似胡同、弄堂——記者注)口被散步的鄰居叫住，“武漢是不是要解封了？”遞來的手機上，是消殺隊在漢口火車站噴滿白色霧氣的視頻。

里份的另一頭直通江漢路步行街。服裝店、副食店的店主紛紛接到通知，可以回店里做清潔、備貨，準備開業(yè)。一些商戶已經在2月底恢復外賣業(yè)務，外賣員的叫喊聲不時穿巷而過：“181號！好了冒？(口語，好了沒有？——記者注)”“老子手快，搶了個順路單！”

圍欄擋不住在家里憋了2個月的武漢市民。支付寶的監(jiān)控數(shù)據顯示，3月23日起的3天里，武漢市奶茶訂單增長了8倍。一家早餐店每天要往200米外的圍欄送餐超過300次，為此專門安排1個人騎電動車跑這段路。圍欄另一側總有外賣員守候，性急的外賣員透過圍欄上的洞往里看，還有人用廢棄的共享單車搭了一個小臺子，方便接過從圍欄上遞來的外賣。

對面居民區(qū)的圍欄上不時有人探出腦袋。社區(qū)工作人員不得不反復修補圍擋上的漏洞，但前腳剛走，馬上就有人把圍欄掏出洞鉆進鉆出，或是直接拉開一條縫。

最近一周，外賣員陳鋒跑了200單外賣，是疫情期間低谷時的兩倍。盡管距離平日的一周400單仍有距離，但他確信，城市在復蘇。證據是，他和同行無法再一人一條車道，路上偶有頂著一頭落葉的車輛發(fā)生剮蹭。

封城的日子，這些外賣員和志愿者車隊承擔起向城市末梢的一個個家庭送去營養(yǎng)和補給的重任。除了柴米油鹽，陳鋒接到最多的跑腿訂單是托他購買手機充電線——“都關在家里玩手機，線壞得快。”他猜測。訂單上的高頻詞還包括酵母、小蘇打。

為了方便送貨，外賣員把江漢路步行街兩端阻攔電動車的路障搬開，他們享受了2個月在步行街飛車的感受。3月28日這一天，陳鋒被值勤城管攔下，對方質問他，“你不曉得這是步行街？”陳鋒賠了個笑臉，轉彎開上了往日常走的繞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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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武漢來說，3月28日是個重要的日子，武漢恢復鐵路客運到達業(yè)務。0時24分，K81次列車抵達武昌火車站，比預計早到了十幾分鐘。一名火車站工作人員對著列車喊了一句“歡迎回武漢”，隨后又補充了一句“英雄、英雄，歡迎回武漢”。在漢口火車站，崔先生帶著鮮花等待從恩施返漢的女朋友。因為擔心在武漢買不到鮮花，他當日早上從黃岡出發(fā)時就已經買好。

6時30分，武漢地鐵6條線路共90輛列車載著當天第一批乘客出發(fā)。這一天，循禮門站的進出客流約1000人次，只有平日的五十分之一。廣告燈箱上還是商城新春促銷的信息和旅行社的出境游廣告。

那家旅行社已經停工2個月，商城則在做開業(yè)前的消殺準備。3月30日，武漢的各大商場恢復營業(yè)，武漢國際廣場里店員比顧客多。一家服裝店一天只等到21名顧客，店員把店內的沙發(fā)擦了5次。

多家銀行網點也在這天恢復營業(yè)。江漢路步行街上的中信銀行門口排起長隊，人群自覺間隔1米。排隊的都是中老年人，沒有開通網上銀行，養(yǎng)老金和低保每月打到存折里。

春分時節(jié)，武漢一陣倒春寒，服裝店主鄭中蓮裹著大衣回到店里。歇業(yè)的日子，她在武漢的幾家店面僅租金損失就超過20萬元，積壓在手里的冬裝成本30萬元。“服裝行業(yè)，壓貨是最可怕的。這一季衣服沒賣出去，就沒有現(xiàn)金進下一季的衣服，冬裝成本又是最高的。”

她本計劃正月初十就返回武漢，“已經顧不上疫情多嚴重了。疫情總會過去，生意沒了，日子怎么過？”3月25日，她取得返回武漢的許可，趕忙驅車返回，后備箱里塞滿了蔬菜。

離開武漢前，她想著最多一個星期就會返回，把家里的窗戶都打開透氣，衣服曬在陽臺。結果兩個月后才返回。

她隔壁的一家連鎖服裝店也是匆匆開業(yè)，只有門口一小片區(qū)域擺著春裝和夏裝，店內大屏幕上還滾動著“2019 Winter”的字樣。對面的另一家店，卷閘門禁閉，門上的紙條寫著“春節(jié)休息，2月1日營業(yè)”。附近一家寫字樓的保安告訴記者，樓內有40多家公司，目前5家恢復辦公。

陳鋒接到的訂單透露了餐飲業(yè)的恢復。麥當勞開了，星巴克開了，喜茶開門那天，他往店里跑了15次。疫情最嚴重時，某外賣平臺上開業(yè)的餐飲商戶只有平日的5%。平臺預計，解封后的一周，能恢復到50%。

最讓他興奮的，還是王記牛雜館開業(yè)的那一天——他是老武漢，家里能做熱干面，但已經很久沒吃到面窩了。不出幾日，店門口就開始排大隊，整條街都是端著面邊走邊吃、一嘴芝麻醬的人。

老板潘紅菊印象最深的顧客是一個年輕的武漢人，吃了一碗生燙牛肉細粉，“感覺他都要吃哭了”，吃完以后，又買了5個面窩，說要帶回去給父母。

這家早餐店每天8時開始外賣業(yè)務，連續(xù)很多天，第一單都是住得很遠的一位“張女士”點的。有人在備注上寫“很餓很餓麻煩快一點要餓死了”。附近永和大王的店長一天早上買了11碗面給員工，“我們哪兒有熱干面？”還有一個住同一個社區(qū)的大爺拿著手機拍視頻，邊拍邊說“你們看你們看，我買到莫斯(口語，什么——記者注)了。”

因為餐多人少，常有送錯的情況發(fā)生。放在以前，顧客早就打電話來罵人了，但現(xiàn)在，對方連重送都不要，說老板辛苦了。

街坊鄰居的熱情沒能焐熱這家22年的老店面臨的“寒冬”：虧損的店租、食材、人工費用不說，潘紅菊年前還盤下了一家新的店面，裝修好了，準備年后開張。

有一個行業(yè)在寒冬賺得盆滿缽滿：做橫幅標語的打印店。一家店主告訴記者，來自政府、醫(yī)院、醫(yī)療隊的訂單多到接不過來，他找了好幾個親戚來幫忙，每天關著門沒日沒夜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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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封城的時候，社區(qū)里的人都不敢出門，最多到陽臺站一會兒。老房子隔音不好，總能聽到鄰居家里小孩子的玩鬧聲，有時也能聽到別人家吵架、訓孩子的聲音，甚至有人隔著巷子大聲勸架。

嚴國明每天上班時，總能看到鄰居在家里隔著玻璃望著他，“似乎是羨慕，但又有些警覺”。很快，警覺沒了，很多人向他求助。他給鄰居借過米和醬油，后來又成了半個志愿者，下班時順路幫大家購買生活必需品。

一家肉販為了做餐館的年夜飯生意，提前進了好幾頭豬，1月23日一覺醒來，所有的訂單都取消了。他本已做好砸手里的心理準備，沒想到下午肉就被街坊搶購一空。

社區(qū)的一家糧油副食店開了17年，老板57歲，在疫情期間把老街坊的微信加了個遍。以前他們就是熟人，天天打照面，從沒想著要加微信，現(xiàn)在只能靠手機交流。社區(qū)里很多獨居老人，子女遠程購買她家的貨物，她都親自送上樓。

一連3天，有年輕人來問有沒有貓糧，下次進貨時，她便買了一批貓糧，在圍擋掛上牌子，“貓糧到貨”。附近一些小超市沒得到開門許可，把貨拖到她家，請她幫忙賣，她也幫忙，一筆一劃寫下收據和明細，對方甩甩手，說不用。

封城兩個月，她估計副食店都有20%的貨物過期沒法兒再賣。一個邱姓老板把過期的食品帶回家吃了，“就當自己買了，減少損失吧。”

王記牛雜館往年除夕到初六休息，潘紅菊本打算今年過年不休息，還專門做好了牌子，每個品種漲價1-2元。她為此準備了20萬元的食材，因為往往要到初七農貿市場才開門。

1月22日，她感到情況不對，緊急停業(yè)，讓員工返鄉(xiāng)過年。“不然20多個人都要關在武漢出不去。”

2月6日，她把店里的2000斤蘿卜捐給了社區(qū)，因為她發(fā)覺，那個時候所有的地方都缺物資。“我一個做餐飲的人都買不到菜，更別說別人了。”再后來，她免費給下沉社區(qū)的志愿者送飯。她還收到過浙江援鄂醫(yī)療隊的訂單，她堅持不收錢，還到處找供貨商要浙江人愛吃的粉干。

重新開業(yè)后，潘紅菊把年前做好的已經積灰的牌子又找出來，拿抹布擦干凈，然后用記號筆把上面的價錢又改回平日的價格。“其實我們的食材成本漲了很多，但現(xiàn)在特殊時期，大家都不容易，我們一起渡過難關，生意有得是時間做。”外賣和點評軟件上，很多顧客留言“良心”“這家店應該成為百年老店”。

黃鶴樓下的得勝橋社區(qū)，劉軍每天清晨5時去城郊的市場進貨。無數(shù)個和他一樣的商販，供養(yǎng)了困守武漢的1000多萬張嘴。許多餐飲店在疫情期間也轉行當菜販，賣起了蔬菜和肉。元宵節(jié)前后，劉軍不顧家人的阻攔，開始出去做生意，因為一家人的生活、社保、店租、房貸的壓力很大。

一開始，他只有幾個成為朋友的熟客的聯(lián)系方式，后悔平常沒有搞個“顧客群”，后來，街坊把他的聯(lián)系方式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