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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西比較

（1）自治與郡縣

不同史觀來自于不同文明。中國五胡弘揚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分的邏輯”。

羅馬帝國雖有上層文官體系，但其本質仍是基層自治。之后的歐洲不管采納何種政體，其國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著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領主自治形態。

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從中世紀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國，到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從按照“小共和國”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國，到歐洲按照“一族一國”模式建立的民族國家。不管什么時代，歐洲人的制度史觀與價值認同中，基層自治都是核心密碼。

與之相比，中國無論建立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其國家治理的基礎都是縣鄉兩級基層政權[53]。正如芬納所言，中國是現代形式的官僚機構“發明者”[54]。從秦漢締造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以來，基層政權建設就被納入中央派遣與管理的文官體系之中。

盡管中國歷史上不時出現一些封建制變體，如沒有政治實權的食邑制度，如基層的官紳合作制度，但這些都是有限自治，國家權力早已嵌入社會結構各個細胞之中，不存在歐洲式基層自治。

基層自治與基層政權，兩套文明邏輯。

從羅馬的眼光看秦漢，會認為中央集權的弱點在于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性叛亂容易蔓延成全國性暴亂。相比羅馬歷史上發生的叛亂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義），這是基層自治的好處。芬納就認為“威脅漢帝國生存的中國式農民起義，在羅馬卻從未發生過”[55]。

從秦漢的眼光看羅馬，會奇怪羅馬之后的歐洲因種族宗教引起的文明沖突竟能綿延千年。4至6世紀，打了6次拜占庭與波斯戰爭；7到11世紀，打了400年阿拉伯與拜占庭戰爭；8到15世紀，打了800年西班牙天主教與穆斯林的戰爭；10到13世紀，進行了9次十字軍東征；13到15世紀，打了拜占庭抗擊奧斯曼戰爭、蘇格蘭抗英戰爭；1455年到1485年，爆發了全歐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戰爭，幾乎沒有一個世紀是民族與宗教真正和解的。

可以說，在“文治”方面，中華文明領先于整個古代世界。即便認為“羅馬自治”更優越的芬納，也不得不承認“漢帝國不同于其他國家與帝國（特別是羅馬），它蔑視軍事榮耀。它是一個衷心地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它的特點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文’。這種宗教上的寬容以及對文明教化的倡導構成了帝國的光榮理想”[56]。

西方社會喜歡生存于“小共同體”里，從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國再到美國鄉村自治，最終演化成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至上。中國社會也有各種“小共同體”，例如家族、三老、鄉紳和各種民間社團，但總還去追求一個“大共同體”，即“家國天下”。

西方諸多學者都自信滿滿地認為，西方中世紀的分與亂，反而帶來了進步。因為發生在前現代歐洲的一系列戰爭打出了歐洲的常備軍，打出了歐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資本主義。[57]這種低烈度的、持續數百年的、很難把彼此一次性消滅的局部戰爭，使得戰敗的一方可以不斷總結經驗，推動了技術的積累性發展。

封建社會的分裂性與階級性有利于商業資本的產生，出現商業控制的獨立城市，會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這種封建制、弱國家、多國競爭體系，是近代歐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國太統一，沒有千年的局部戰爭與多元競爭體系；中國太集權，“大一統”反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但若要問中國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戰國叢林”和“族教沖突”，去換原始資本主義的誕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中國春秋時期就是多國競爭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統一六國，漢之所以在“暴秦”輿論下還堅持“承秦制”，正是因為戰國300年的超大規模戰爭讓民間達成了“天下共苦戰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識。中國不是沒經歷這個階段，而是經歷過并拋棄了這個階段。所謂的“常備軍”與“理性官僚體制”，中國秦漢時就有了，比歐洲早1800年。

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真正考驗，是在維系大一統的基礎上，如何能同時實現秩序與自由，如何能同時兼具“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制度之美，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義更高的標準。

（2）華夏與內亞

西方中心主義者們常以羅馬與法蘭克為樣本來理解其他文明。如法蘭克的“復合性君權”，說查理曼大帝“法蘭克王與倫巴德王”的族長身份是主要的，而羅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國是多民族的聯合體。某些學者將這種范式轉移到中國。事實上，中國的胡族君主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國皇帝而不是族長，象征著統治不分胡漢所有中國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學者還用“文化符號”與“身份認同”來解讀中國歷史。將新疆、西藏、蒙古乃至東三省劃分為“內陸亞洲”（inner Asia），熱衷于從北魏到遼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尋找來自于“內亞”的文化認同，并將其分為“滲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們根據一些游牧族群特有的風俗儀軌來斷定這些王朝的內亞性。這是沒有搞清“禮俗”與“政道”的區別。

中華文明的核心不是禮儀、風俗、藝術和生活習慣，而在于用什么樣的基本制度來建構政治。北族天子，只要實行儒法大一統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運用郡縣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權制，只要視民如一而不是搞種族等差，就是中國的天子。

北族王朝那些風俗儀式不能說明什么。改變國家性質主要看治理體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羅馬”加冕，也沒有讓加洛林王朝變成“羅馬”，因為法蘭克的治理體系不是羅馬。相反，清朝剃發易服，理所當然也還是中國，因為它的治理體系就是中國。

“華夏”與“內亞”，從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說，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內亞”。陜西石峁遺址出土了有很強歐亞草原風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風格影響的青銅器[58]。甘肅禮縣的秦公大墓顯示，秦人族群中混合著大量羌人和氐人。

向后說，號稱“最后一個漢人王朝”的明朝，實際蘊含著大量蒙元遺風。朱元璋詔書的語言風格就是元代的硬譯公牘文體。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薩和轉輪圣王、伊斯蘭教庇護者幾種身份[59]，甚至連“明代漢服”也有元風[60]。

普渡明太祖長卷（局部）

2015年西漢海昏侯（廢帝劉賀）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響的黃金陪葬與扭身羊紋飾的錯金青銅馬飾[61]；2019年蒙古國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銀龍卻是經典的“西漢之龍”形態。長城外的引弓之民與長城內的冠帶之室，究竟是純然陌生的他者，還是共享文明的近親？

用種族、宗教、風俗、神話去劃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習慣。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中，現代文官體制出現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會的傳統。近年西方強化“文化符號”和“身份政治”，給自己也帶來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

（3）夷夏之辨與中華無外

夷夏之辨，千載不休，至今仍引發“何為中國”的討論。很多辯論者只搬出史書上的“只言片語”來爭吵，沒有顧及歷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來自《春秋公羊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62]。可到了戰國，特別是到了秦漢，曾經的“華”與“夷”都變成了“編戶齊民”，天下皆行王法，沒有族群之別。

第二次“華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稱夷狄就是為爭一個正統。到了唐朝，“華夷之辨”弱化了。朝廷內外全是各族精英。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經濟文化達到巔峰，卻無力統一，真宗自導自演了天書封禪，士大夫也高揚“華夷之辨”[63]。實則遼夏金全都吸收了漢文明，南北全都說同一種話。到了元朝，“華夷之辨”又淡了下來。所謂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爭議。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復漢為號召，而一旦立國便立即承認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揚“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

第五個高峰是“明清易代”。自從康熙拜孔子后，歷屆清帝都徹底推行了漢文明。華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別以文化制度論。只要接受中華道統、法統、政統就可以得到天命，因為天下無外。“華夷之辨”的強弱，取決于國家的統與分。凡是分裂之世，各個族群都在“互稱夷狄”；凡是統一王朝，當政者都致力于消融“華夷之辨”。

羅馬也曾如此。

羅馬帝國鼎盛時的哲學是“世界主義”。4世紀之前，羅馬史家們對“蠻族”不乏稱贊之辭；羅馬帝國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擁有“蠻族血統”，多位名將也出生于“蠻族”；4世紀以后，帝國分裂，羅馬人充滿怨恨[64]。

6世紀有史家罵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國衰亡的禍首，原因就是引進大量蠻族。而蠻族人也開始論證“英雄自有來處”。如狄奧多里克在晚年被波愛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宮廷史家寫作《哥特人史》，強調自己的家族連續17代的輝煌歷史[65]。

每個文明的內部，都有共同性和差異性。當共同體分裂時，各個政治中心為了劃定邊界、鞏固自我，都勢必夸大差異，貶低共同，直至變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語言、記憶、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競爭，必然產生這一悲劇。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統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礎。政治一體越鞏固，多元文化反可以盡情伸張個性；政治一體越脆弱，多元文化越會彼此互搏而最終消亡。一體與多元，并非此消彼長而是同弱同強。不理解一體與多元的辯證關系，就會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亂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