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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漢則是打通了上層與基層，創立了縣鄉兩級的基層文官體系。由官府從基層征召人才，經過嚴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稅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兩漢的基層官吏不光管理社會，還要負責公共文化生活⁴³。郡守設學，縣官設校，配備經師，教授典籍，慢慢將不同地區的基層人民整合起來，聚合成一個大文化共同體。即便中央政權崩塌，基層的人民還能看懂同樣的文字，遵循同樣的道德，理解同樣的文化。唯有這樣的人民基礎，大一統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權與軍權

羅馬與秦漢第二個不同在于軍隊與政權的關系。

屋大維起于軍隊，他解決政權與軍隊的關系，仍然是軍閥式的。他先將最富有的埃及財政收歸為“元首私庫”（fiscus），再用私庫之錢給軍團發酬勞。這意味著：一方面，軍隊屬于能發出最多軍餉的那個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發不出軍餉，就得換一個能發餉的人當皇帝。果然，這種規則下的和平，在屋大維之后只維持了50年。

從公元68-69年的內戰開始，軍人開始大規模干政。專家統計，“從屋大維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發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衛軍和軍隊之手，占總數70%；只有12位皇帝屬于自然死亡，不足20%。”先是中央禁衛軍操控皇帝，在軍營前“拍賣”皇位，出價高者當皇帝。然后是邊疆軍閥入主中央，軍餉翻倍，但依然暗殺不斷。50年內出現了23個皇帝。最后，帝國晚期經濟崩潰，發不起賞金，羅馬人不愿當兵，只能雇傭日耳曼蠻族看家護院。攻陷羅馬的阿拉里克、奧多亞克、狄奧多里克，都是蠻族雇傭軍首領。羅馬興也軍隊，亡也軍隊。塔西佗說，“羅馬帝國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運實際上把握在軍隊手中。”

羅馬為什么無法控制軍人干政？第一個重要原因是，羅馬沒有基層政權，因而軍隊代行著治安、稅收許多政權職能。收上來的稅又變成了軍餉。行省軍隊和稅賦激增成為惡性循環。如此，本應代表中央的總督，變成了代表地方的軍閥。秦漢的軍隊不能收稅，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軍隊都是小農，戰時征召為兵，戰后復耕為農。邊疆部隊也是屯田為生，兵農一體，沒有變成羅馬軍隊那樣固化的利益群體。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羅馬軍人的“國家意識”有問題。孟德斯鳩說，因為軍團距離羅馬太遙遠，便忘記了羅馬。“當軍團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時候，戰士們不得不留駐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漸地喪失了公民們應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著軍隊和王國的將領們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聽命于別人了。”⁴⁴

孟德斯鳩像（圖源：搜狐網）

漢朝大不同。漢將班超僅靠千把散兵，在西域諸國數十萬軍隊包圍中，為東漢重建了西域都護府，打通了絲綢之路。漢朝與西域距萬里之遙，中間隔著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班超完全可以割據自重。但他沒有。在為漢朝苦心經管西域30年后，他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歸葬故土，不帶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兩漢像班超這樣的將軍還有很多，如衛青、霍去病、馬援、竇融等等。

有人說，羅馬軍人能夠干政，是因為羅馬皇權是“相對專制”，而漢朝皇權是“絕對專制”。似乎軍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強力管制。更非如此。東漢黃巾之亂，名將皇甫嵩出師剿滅，威震天下。當時弱主奸臣當道，有人勸皇甫嵩擁兵自重，否則功高震主后更會性命不保。皇甫嵩卻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長安，放下兵權。

在皇權沒有強制之力時，軍人為什么還要遵守規則？這并非畏懼皇權專制，而是主動服從國家秩序。中國雖然也出現過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但從來沒成為主流。中華文明大一統精神產生了“儒將”傳統。在法家體制與儒家意識雙向發力下，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制軍隊，保證了長久穩定。雖時有反復，但總算漸成體制。海外漢學家們公認，“文官控制軍隊”是中華文明又一重要特征。

第六章 基督國教

（一）“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

西羅馬帝國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羅馬帝國晚期，由于本土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范，羅馬社會的享樂之風毫無節制。婚姻家庭制度瓦解，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要靠公務員升職來對婚內生子予以獎勵。多神教從宗教變成了娛樂⁴⁵。富人花錢祭神，民眾參會取樂，有事求神，無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東巴勒斯坦，是“漁夫和農人”的樸素宗教。當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孤兒寡母、殘疾病人不聞不問時，只有基督徒們竭盡全力去養老存孤，去訪貧問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許多貴族與富豪不惜辭官去職、散盡家財去追隨教會、救濟苦難⁴⁶。

多神教以宗教寬松為傲，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多元缺一體；基督教卻紀律嚴明，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在軍隊與宮廷中也發展了大批信徒。他們是上帝之國的兄弟，不是塵世之國的公民。他們拒絕服兵役，拒絕任公職，在羅馬的軀體內形成一個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

對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精神力，羅馬起初感到恐懼，進行了300年屠殺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轉而懷柔，承認基督教合法。公元393年，狄奧多西皇帝正式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羅馬為什么要以基督教為“國教”？有史家說，是為了爭取下層民眾和平民士兵的支持。還有史家說，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絕對皇權。不管是哪一種，羅馬皇帝們的愿望都落空了。

公元354年，羅馬的北非行省一個羅馬官吏家庭，誕生了一個孩子。他接受了純正的希臘羅馬精英教育，最愛維吉爾的史詩與西塞羅的政論，精通新柏拉圖主義的慧辯，成年以后在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內當演講家，私生活也是羅馬風格，14歲就和一名底層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當他少年時第一次閱讀《圣經》時，因其語言簡陋而斥“這部書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真是瞠乎其后”。多年后再讀《圣經》時，他卻經歷了一個無法言說的“神啟時刻”，從此變成了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他用已學成的希臘羅馬知識，將基督教原始教義發展成包含原罪、神恩、預定論、自由意志等思想的龐大的神學體系。中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方神學，都是給奧古斯丁做注腳。

公元410年，羅馬被西哥特首領阿拉里克攻破，被洗劫三天三夜。羅馬民間認為這是拋棄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來基督教所遭致的“報應”。奧古斯丁拍案而起，寫了《上帝之城》予以駁斥，徹底否定了羅馬文明。他說羅馬建城的羅慕洛斯殺掉兄弟而得國不正，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敗亡的種子。羅馬的太陽神、戰神和美神沒能阻止羅馬人道德敗壞，也并沒有抵擋蠻族入侵，毫無用處⁴⁷。他引用西塞羅《論共和國》，指責羅馬從來沒有實現正義，從沒實現“人民的事業”⁴⁸，因此不是共和國，只是一個“放大的匪幫”⁴⁹。他全盤否定了早期羅馬的愛國、節制、審慎、堅忍等美德，認為只有基督教的信、望、愛才是，所有的榮耀應該歸于上帝。

奧古斯丁最后總結說，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而教會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國家之惡”與“國家之善”

奧古斯丁為什么稱羅馬國家為“匪幫”？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考慮到長達200年亂軍分肥的中央政權，考慮到上層精英對于底層人民的拋棄，奧古斯丁用“匪幫”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羅馬再不好，也是母國。恨其腐敗，難道不應該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為一個公義的國家？外族入侵時，難道不應該先投筆從戎捍衛家國，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就全然拋棄打倒。說到底，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國教，但從未與羅馬血脈相連。

這是漢朝與羅馬又一不同之處。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于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不認為“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只有在現實中見過“好的國家”，人民才會擁有長久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