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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自由的名義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歸罪于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這不全面。破產農民雖在羅馬城里四處游蕩，但他們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相贊助大型節慶、角斗與宴會，就是為了爭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復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因此，各行省的包稅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面。財閥們往往兩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頭。前三頭后三頭之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財閥們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羅馬軍團，烈火澆油，將黨爭演化成內戰。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內戰，將地中海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混亂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投票支持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制（前27年）¹³。

這并非他們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人民的根本關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包稅商勾結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試圖解決問題的反倒是軍閥們。例如屋大維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還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級財務官替代包稅人。凱撒也曾計劃排干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意大利經濟整合起來。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后的東西羅馬分裂。但羅馬“共和之父”西塞羅滔滔不絕地批判說，這些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志¹⁴。

不僅雄辯家們濫用“自由”，軍頭們也濫用“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當某個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風，反對派就宣稱其“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隊，而私軍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自由，于是帶著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于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成功后卻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斗爭的借口。

歸根結底，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羅馬早期“中等沖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沖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票決政治，只能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漢王朝

（一）大一統：一體多元

中國西漢王朝與羅馬共和國同時。

西漢初期繼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繼承了直達縣鄉的基層官吏制度，但給宗族鄉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而治”而讓民間休養生息。

短短四十年，漢朝從天子湊不齊四匹同色之馬¹⁵，到糧食多得吃不完——“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文景之治”為什么會突然變富？儒家經師們都解釋為“以儉治天下”，似乎皇帝省著花錢就能讓民間富有。還是司馬遷有眼光，他說“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據的廣袤土地上，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一個巨大市場，用商業將幾大經濟區域地聯系起來。分工產生的交易價值讓社會財富整體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飛速提升。造就這個統一基礎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來搞政治，漢朝拿它來搞經濟。

“文景之治”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¹⁶。道家思想最善于將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脈絡。儒法之間，儒墨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不留名相。拋卻“名實之爭”成為中華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過，道家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產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卻大量破產¹⁷；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義之士，也多了武斷鄉曲的“兼并豪黨之徒”¹⁸；諸侯王們孕育了《淮南子》這樣的人文經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¹⁹。

漢朝體制最終定型于漢武帝劉徹。他為中國干了兩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層“郡縣化”，并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大一統”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國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其核心是大一統。從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制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倫理上來說，是三綱五常。這套制度的難得之處，在于既塑造了權力，又約束了權力。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了論證其統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在古代中國，天意要通過民心來體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²⁰。為了確保皇權對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還加上了“災異”說。但凡有天災，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沒有做錯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構成了一個三方制衡體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失去權力合法性。父母不盡責，子女絕親不為不孝；君主不盡責，民眾改朝換代不為不忠²¹。“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²²。

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²³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責于外”²⁴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誼，耆老長幼之施”²⁵的親親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過度。災異學說一過度就成了東漢讖諱迷信；三綱五常一過度就成了束縛社會活力的教條；親親尊尊一過度就沒有了法律意識。但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秦漢時代，建設一個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過程，只能是邊建設，邊批判，邊創造，邊完善。

劉徹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董仲舒像（圖源：騰訊網）

第一件事就是舉孝廉，文官政治的察舉制由此開啟。劉徹明白，治理如此廣闊的天下，不能僅靠門閥富豪，而要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從他開始，官府從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²⁶，讓儒生與基層法吏并行，實現了“治理與教化”合二為一。他還創造了“刺史制度”以約束文官，這是中央監察制度的開端。

說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誤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時，還用了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²⁷。這些人，雖讀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國家太學有儒家經學的學官，民間則是法、墨、刑名、陰陽四處開花。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沒有一體，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分裂。而只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共同體內。

文化上便是如此。齊國早不存在，但齊國的“月令”成為漢的“政治時間”，“蓬萊”神話正是出自齊地；楚國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頌過的楚神“太一”成為漢的至高神，伏羲、女媧、神農、顓頊、祝融，成為漢人共同的祖先神；漢皇室是楚人血脈，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都是楚歌，可定音協律的卻是趙人，漢樂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趙國中山。

大一統并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只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一體多元，正是漢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