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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么分析政企關系？

研究政企關系通常會討論這個企業有沒有“關系”，有關系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定價，更多的訂單，股價會漲得更快，沒關系就很難深入發展。要深入研究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和提煉政企關系本身。

我對政企關系做了一個定義：政企關系是政府通過一些政策與轄區企業在博弈過程中形成的某種互動模式。政府影響企業有幾種渠道，第一是法律；第二是專門的管制機構，比如FDA藥監局；第三是金融管制SEC（美國證監會）和中央銀行；第四是貿易政策，特朗普就是通過貿易政策極大影響政企關系。

反過來企業也會影響政府，也有很多渠道，第一是個人的游說；第二是工會、貿易協會、行業協會的制度化影響；第三是所謂政治行動；第四是投資。曹德旺去美國投資，特朗普總統也要接見他，州長也要接見他，這也是政企關系。這個角度看，西方的政企關系和中國的政企關系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一種政府和企業家之間的相互影響。

那差別在哪里呢？

我從兩個維度把政企關系分為四類，一是政府是否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比如管理的價格，管理的出口，管理雇傭多少人，查企業的雇員有沒有交社保，有沒有合同；二是如果政府干預企業，或政府和企業發生互動的話，這個互動行為是否合法合規。

第一類政企關系是政企合作，政府與企業有緊密的關系，但政府主要是幫助企業，政府和企業的互動是合法合規的，政府給企業按照一定比例補貼，或者招商引資。

第二類是政企分治，類似歐美的模式，政府和企業保持一定距離，政府不能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企業也不能隨便參與政治，兩邊都不能摻和，這是相對分治的狀態。

第三類是政企傷害，有些地方政府可能會對企業涸澤而漁，殺雞取卵，只想到怎么像一個強盜一樣搶錢，做一個尋租型政府；企業也可能利用企業的影響要挾政府，傷害政府，比如有些企業到處騙錢，騙補貼，到每個地方吹個大泡沫，拿到一筆錢最后跑路。

第四類是政企合謀，就是政府和企業有非常緊密的關系，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行為很多是見不得光的，比如政府包庇企業的造假、環境污染等行為。

通過這些概念把政企關系分類，這樣才能深入研究，如果沒有這些概念，我們沒有辦法研究到底政企關系應該怎么處理，怎么判斷政企關系。

中國政企關系的三個階段

我們深度研究之后發現，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或中國政商關系并不是波瀾不驚，而是暗流涌動，不是一馬平川，而是有波有折。

下面我把簡單的政企關系分為這幾個階段，不一定準確，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階段，1949-1978年叫政企合一，那時候沒什么民營企業，只有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稱之為政企合一，是政企合作的極端形式，那時候的政企關系比較簡單。

那個階段，企業完全是政府的附庸部門，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國有企業就相當于政府的一個車間，國有企業基本什么自主權都沒有，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歸中央直接管理。中國在1955年之前是學蘇聯，行政管理體制是所謂的U型直線職能制，后面才改成M型。

第二個階段，1978-2012年，我稱之為既有政企合作也有政企合謀。

1978年之前，政企高度合一，沒什么活力，所以也沒人干事，1978年之后放松管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企業和政府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政府官員得到更多的財政撥款和機會，當然也得到更多的尋租權力；企業得到更多的利潤，這是雙贏的結果。雙方都有動力把經濟蛋糕做大，既有光明正大的政企合作也有暗度陳倉的政企合謀。

合作有很多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從1978年到現在高歌猛進，保持了中高速增長，這絕對是人類的奇跡，政企合作發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最主要的體現是，在地區競爭的過程中，鄉鎮企業就是政企合作的產物。現在基本上沒什么鄉鎮企業，但那個年代鄉鎮企業可以說是民營經濟的主力軍。很多是個體私營掛靠在鄉政府名下，可以說它是一種合作，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合謀。

招商引資是中國特色之一，很多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可以說是嘔心瀝血。在東南沿海，很多官員為了招商，推出白加黑、5+2的優惠產業政策，吸引外資，這些舉措都是政企合作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之一。

1978年到現在，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我們也出現了不少的事故，礦難、環境污染、土地違法、偷稅漏稅、走私、豆腐渣工程、地方債、高房價等等。這些事情都可以用一個邏輯來解釋，就是政企合謀。

中央一方面委托地方政府管理企業，企業有兩種生產方式，一種是高成本、低污染，清潔的技術、合法的手段要花很多錢；另一方面，可以投機取巧，低成本、低質量，違法的容易出事。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如果中央政府只能看到產出，看不到生產過程，地方政府和企業就有動力合謀，合謀過程中可能發生腐敗或利益輸送。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可能會鼓勵、慫恿、保護企業，選擇低成本、不安全、不環保、不合法的手段來發展經濟。這樣就會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事故層出不窮。十八大之前是這樣的，十八大之后情況有所改變。

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可以選擇性干預，如果干預就要防范合謀，經濟就會慢下來，如果不干預就允許、默許合謀，經濟增長就會快一點，這是宏觀調控的邏輯。

第三個階段，2013-現在，它比較復雜，既有政企分立，也有政企傷害，但趨勢是走向新型政企合作，只不過還沒有形成。

政企分立和政企傷害都是共存的，十八大空前反腐敗運動打破了傳統的政商關系。從過去政府和企業的“勾肩搭背”到現在的“背對背”，背道而馳，離得越遠越好，這是所謂的政企分立。這個過程也伴隨著“懶政、庸政”，政府不管企業了，企業想找政府也找不著。另一方面，經濟在下行，如果經濟形勢好，企業和政府可以一起做大蛋糕，過程中不管是合謀還是合作，大家利益都增。經濟下行時，蛋糕縮水，政府和企業之間變成零和博弈，這樣最容易導致政企矛盾。比如黑龍江的毛振華事件、德州黃鳴事件、臨沂張方成事件都是土地問題，當年土地不那么值錢，只要你來我就給地。但現在經濟在下行，土地的供給是給定的，這時候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利益關系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改變，就容易導致沖突。

我簡單概括一下這個階段：“合謀有風險，合作無動力，分立更安全，傷害難避免”，因為利益沖突比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