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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定坤】

自今年4月以來，中印沖突不斷，邊境態勢持續緊繃。

邊境沖突打斗的過程以及造成的人員傷亡或許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從印度頻繁在邊境挑起事端以及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半段的執政策略來看，沖突的發生似乎又是必然的。

沖突爆發之后，國內外專家、學者從各自的立場以及不同的角度對事件進行了解讀，包括印度政府的行為邏輯與動機，[1]對中印關系中長期影響以及從戰略角度審視沖突等。

筆者認為這些解讀十分深入和全面，在這里不做贅述，本文則更多地以加勒萬河事件作為一個切入口，結合莫迪政府以及印度人民黨自2016年起在烏里事件、洞朗危機、普爾瓦馬襲擊中將領土安全議題充分政治化并服務于政治目的策略的轉變，試圖簡要分析印度國內政治的大致動向，為我們理解印度對外交往行為提供一些輔助性的思考。

央視曝光印度越線挑釁證據

1.從“發展主義”話語到“國家安全”優先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從2014年執政印度后曾嘗試多項經濟和社會改革，高舉“發展主義”的大旗吸引選票，且印度選民們，尤其是中產階級選民更是寄希望于“古吉拉特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成功。

自2014年上臺以來，莫迪政府確實做出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嘗試，包括更大程度地經濟自由化，通過修改和廢除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條款從而提升印度的營商環境，加大力度引進外國資本，提出“印度制造”刺激制造業的發展等。

盡管這些“發展導向”的政策確實有利于印度產業的升級和發展，進一步融入國際市場，但是莫迪政府“動員導向”的其它一些社會政策卻極大程度抵消了以上的改革成果。

例如，莫迪于2016年11月8日“旋風式”推出廢鈔令，作廢當時500及1000盧比的紙幣。阻擊腐敗、打擊黑錢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其推出政令的方式和速度直接導致印度2017年經濟增長率下降約2個百分點。[2]

又如2017年7月1日印度正式實施商品與服務稅（GST），統一了印度此前繁雜的間接稅征收方式。但由于該稅改方案在全國范圍的實施速度以及方式的不妥，GST的稅收效果遠低預期。

諷刺的是，本應作為簡化稅收的GST卻在201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印度發展動態（India Development Update）”中被評為全世界最為復雜、稅率最高的稅收系統之一，[3]被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戲稱為“加布巴爾·辛格稅”。[4]

面對諸多改革受阻，政策效果短時間內難以顯現等現實問題，莫迪及印人黨政府的核心目標仍是贏得選舉連續執政，因此莫迪第一任中后期開始逐漸改變競選策略和動員方針。準確地說，印人黨整個競選邏輯發生了改變。

資料圖

如果說“古吉拉特模式”“發展主義”“經濟改革”等詞在2014選舉年與莫迪相綁定，那么“反恐行動”“外科手術式打擊”“國家安全”“守衛者（Chowkidar）”等詞則在2019大選年與莫迪緊緊捆綁。

印度人民黨選舉邏輯的成功轉變得益于莫迪政府充分利用了2016年起印巴邊境上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沖突事件。

2016年1月，印度旁遮普邦帕坦科特（Pathankot）空軍基地受到6名武裝分子襲擊，雙方交火超過17個小時，最終造成7名印度士兵死亡，多人受傷。

2016年9月18日，印控克什米爾烏里地區的印度軍隊司令部凌晨遭到一伙武裝分子的襲擊，共有19名印度士兵死亡，30多名士兵受傷。10天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軍隊成功對巴控克什米爾地區恐怖分子營地進行了精準的“外科手術式打擊”，但同時印度外交部表示“沒有更多后續的襲擊計劃”，[5]不愿將事態進一步升級。

該事件后來還被拍成電影，名字就為《烏里：外科手術式打擊》，于2019印度大選年上映伊始便極受歡迎，全球范圍內創造了約5300萬美元的票房，穩居2019年寶萊塢票房榜首。

電影《烏里》又被部分媒體稱為印度“戰狼”

又如2019年2月14日，一列載有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人員的車隊在印控克區普爾瓦馬縣（Pulwama）遭到汽車自殺式襲擊，印方46名人員當場死亡。與烏里事件類似，兩周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空軍成功越過印巴停火線對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恐怖分子訓練營進行了空襲。隨后印巴雙方空軍頻繁跨境行動，事態愈發緊張，直至被俘的印度英雄飛行員阿比納丹·瓦塔曼（Abhinandan Varthaman）返回印度事態才得到平息。

盡管莫迪政府一直強調對巴的打擊或空襲為反恐行為，但其每次高調的回應都明顯服務于國內的選舉政治。

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真實效果以及空襲的成效究竟如何或許根本不重要，莫迪目的十分明確，即區別于早前國大黨的“柔軟”形象，塑造保家衛國的“強人”形象。為達到該目的，莫迪政府一方面控訴國內反對黨將國家安全、邊境議題政治化，另一方面自己卻充分利用其執政黨的優勢使用國家安全議題進行選舉動員。

莫迪所提出的對巴基斯坦“先發制人地打擊（Preemptive Strike）”似乎包含兩層含義，對外的打擊和對內的打擊，對外的打擊效果是姿態性的，對內的打擊或許才是真正目的。

自印人黨2014年執政以來，莫迪政府對個人和組織的“反國家”指控頻率極高，甚至在被俘的空軍飛行員瓦塔曼尚未被移送回國前，莫迪就已經“先發制人”地對國內反對黨進行了言語抨擊：“一些政黨從討厭莫迪，到現在開始憎恨印度。當整個國家都在支持我們的軍隊時，一些政黨卻在懷疑他們，同樣是這些政客的言論在幫助巴基斯坦，傷害印度。”[6]

空軍飛行員瓦塔曼（中間右側）被移送回國畫面（視頻截圖）

同樣地，倘若對比印度人民黨2019年與2014年的政黨競選綱領不難發現，2014年的競選綱領將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排在首要地位，而2019年其政黨宣言開篇就是“Nation First”，強調印度國家安全為最重要的政策議題，與之相伴隨的是“堅定的印度，強大的印度”的競選口號。[7]

2019年莫迪以“印度守護者（Chowkidar）”取代早前的“發展引領者（Vikar Purush）”的形象成功贏得人民院選舉，這一形象轉變的背后不僅反映出印人黨競選邏輯的變化，也表現出守衛印度的“政治強人”形象似乎是莫迪當下唯一可依靠的“選舉武器”。

但與此同時，矛盾之處在于，一味地強硬或許能贏得民族情緒鼓動下選民的擁護，但對國內民生、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實際問題往往沒有任何幫助，亢奮的民族情緒往往裹挾的是社會不公、扣上的是“反國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