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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看待“九一八”以前的近代日本

如何評價東鄉平八郎，根子在于如何看待從明治維新以后，直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段時期的近代日本。

在如今我國教科書的歷史定評中，明治維新被認為是推動日本成為資產階級強國的關鍵。當年的遠東，也只有日本成為了資本主義列強，這段崛起自然也會深深激勵渴望中國富強的國人。

尤其是甲午海戰之后，無數仁人志士東渡日本，尋求富國強兵之道，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長期以日本作為重要基地，從秋瑾、徐錫麟、章太炎、魯迅直到李四光先生都曾在此求學，毛澤東主席在成長求學的道路上曾以詩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自勉，這首詩的作者正是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西鄉隆盛，周恩來總理在負笈東渡的航船上留下了“大江歌罷掉頭東”、“難酬蹈海亦英雄”的壯言。

相較于腐朽透頂、壓迫深重的滿清王朝，此時的日本確實有著值得學習的先進蓬勃之處。當年尚未找到前路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各種思潮碰撞下，自然而然會對日本進行肯定乃至謳歌，這是當時的歷史客觀條件所決定的。

但是，在走過百年歷史之后，如今站在中國的大地上回望那段歷史，我們可以鄭重寫下日本近代“輝煌”的另一面——明治維新事實上保留了大量封建殘余，并且刺激了軍國主義的發展，促使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成為了世界大戰在亞洲的策源地。

近來部分觀點，一味拿當年尚未經歷近現代完整歷史周期、在特定時期對日本（包括東鄉這樣的歷史人物）的正面評價，來與我們強辯，試圖為近代日本開脫，其實既不客觀，也不全面。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先進的中國革命家和知識分子已經漸漸知道了日本的底色。

隨著日本日益膨脹的軍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步步加深，“二十一條”、巴黎分贓會議、濟南事變【6】，讓國人一步步看清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日本也從清末中國有識之士向往的彼岸，變成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的主要敵人。

早在1924年末，生命已經走到倒計時的孫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來到日本，面對這個曾與諸同志扎根奮斗的故地，如今卻在向著軍國主義的深淵滑落，他下了一個斷言：“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抱著最后爭取的心態，他向日本發出了如此的呼吁：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比他還早幾年，曾經化用西鄉詩句的毛澤東主席，也給朋友寫下了如此的斷言：

“日本誠我國勁敵”、“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止有磨礪以待日本”【7】。

寫下上文20年后，他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告訴日本人，中華民族真正的中流砥柱，長什么模樣

當站在這些偉大先驅的肩膀上，回看這段歷史，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受過唯物辯證法洗禮的我們，更能理解“一分為二”與“合而為一”的真諦：

我們承認伊藤博文等人對明治維新的巨大貢獻，不代表我們遺忘他們也是開啟日本近代侵略中國的主謀。

我們承認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改造意義，不代表我們否認明治維新帶有的濃厚封建殘余與軍國主義色彩，讓日本一步步成為亞洲的侵略戰爭策源地。

我們曾出于外交禮節及與日本裕仁天皇的交往，甚至派員參加他的葬禮，不代表我們會忘記他是二戰元兇。

“裕仁天皇在位時指揮策劃日本相繼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新華網

我們在評價日本這段歷史時，始終既肯定它的先進性，又揭露它的反動性，這就是“一分為二”。

而歷史上的日本，最終成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元兇，是20世紀唯一一個對華發動全面侵略熱戰的帝國主義國家，荼毒中國幾十年，這成為國人對舊日本的第一印象。而如今的日本，軍國主義并沒有得到徹底清算，對歷史罪責連浮于表面的反思都不屑再做偽裝，甚至成為了新帝國主義圍堵中國的馬前卒，這也直接決定了我們現在對日本的評價，這就是“合而為一”。

這種辯證的態度同樣也會反映到我們對本國的歷史觀上。有些觀點又開始試圖混淆滿清反動統治和日本侵華的性質，重拾當年日本侵略者“文明戰勝野蠻”的陳詞濫調（其實抗戰史早已經說明真正的野獸是誰），還試圖煽動所謂的“皇漢”（網絡上出現的一種新型漢民族主義者，編者注）群體去給他們點贊，頗有甲午戰爭時期鬼子討清檄文《告十八省豪杰書》遺風。

可是如意算盤打錯了！當今的中國早已不是清末那般山河飄零。我們早就清楚地知道，清朝反動統治不是為日本侵略開脫的理由。在腐敗政府統治下，依然能夠頂住來自內外的黑暗，努力保家衛國的戰士們，不管是在1894年還是在1944年，都是值得我們永遠尊敬和紀念的，不容抹黑！任何妄圖歪曲、顛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性質的行為，收獲的只會是這句話：人民不答應，青史不輕饒。

推翻了清政府以后，甲午英烈們依然得到了國家的持續紀念，上文僅是其中一例。陳悅《碧血千秋·北洋海軍甲午戰史》，2008-5

新中國建國后，對這段歷史的紀念、對英烈的尊崇更是綿延不絕。電影《甲午海戰》中李默然老師演繹的鄧世昌隨同“撞沉吉野”的呼號，已經同樣成為了一代代人心目中永恒的國家記憶。而“世昌”號，更是成為對海魂的思念與傳承。

這里還需要提示的一點是：任何歷史人物在他退休或身故后，如果還能對現實產生影響，那么這種影響會反過來繼續影響對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

仍以東鄉平八郎這樣的日本職業軍人為例。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日益膨脹時，哪怕拋卻第一章所列的全部事實，僅說他留下的事跡遺跡，都對此產生過巨大影響。當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一步步發展成二戰亞洲戰場策源地的時候，東鄉平八郎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自然也要承擔后續歷史后果的連帶責任。在這點上，我們其實從沒有含糊過。

某些說中國官方輿論沒有譴責過東鄉平八郎的，應該好好看看這兩張圖。而這只是眾多報道中的區區兩例而已。人民網、新華網

因此，并不能簡單地將中國歷史人物對日本的評價，直接移植到今天。更何況先輩們抄錄日本這些一分為二人物的言行事跡時，也不是抱著一種俯首參拜的態度，即使當時有那么一些學習姿態，也無法脫離當時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一旦日本軍國主義露出獠牙，他們便又拋卻了對日本的幻想，投身于救亡圖存的大潮。

1937年后還對日本保持低姿態的“低調俱樂部”，早已被歷史釘在了恥辱柱上。如今的中國更是經歷了天翻地覆慨爾慷，如果還只拿100年前知識分子對日本的夸贊做片面舉證，來反駁網友的愛國言論，用“精日”兩個字形容并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