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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政客，通過政權的力量強制推動市場化、私有化，結果使財富迅速向寡頭集中。信奉“看不見的手”的人卻用“看得見的手”來強制推行市場化，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實際上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開道。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的組織者、領導者，在中國現代化模式中起著核心作用。舊中國無法啟動現代化，缺乏一個能夠凝聚全國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標的政權，是一個重要的約束。無論是清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沒有建立一個能夠啟動現代化的國家政權。

中國在政府職能上，既沒有像前蘇聯那樣完全包辦代替，但也沒有陷入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不斷強化國家能力。中國共產黨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中國的政府在經濟運行中，不僅是簡單的“守夜人”、“裁判員”，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來治理和駕馭市場和資本，政府的經濟職能不僅局限在制定規則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而是在舉辦公有制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促進共同富裕、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

中國積極有為的政府，避免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兩類陷阱。一個問題是政府軟弱渙散，缺乏必要的國家能力；另一個問題是政府為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剝奪大眾。

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出于“減少監管”，政府一放手，市場就有活力了，這種解讀并不正確。支持這種觀點一個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對農村多種經營和城市民營經濟的監管，結果出現迅速的經濟增長。

這確實是歷史事實，但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監管，而是由于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放松監管僅僅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今天，盡管行政審批仍然有些阻礙發展的成分，但是同樣有一些領域存在著監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環境保護、民營醫院等等，審批不是過于嚴格，而且恰恰相反，該管的沒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如果不受制約，就會在資本利益的裹挾下，沖破人類的一切社會關系，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會屬性。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成為商品，只能接受資本的盤剝，從而造成尖銳的社會分化和對立。土地變成商品，會造成惡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態破壞；資源環境變為商品，會導致環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場無法解決醫療、教育等產品的公平提供，從而也需要政府承擔責任，確保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可見，有為的政府才能構建有機的社會，有機的社會才能誕生有效的市場。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監管化”，不加分析地縮小政府職能，不僅不能帶來經濟增長，還可能增加新的風險，增加無效供給。比如，在涉及環境、安全、規劃的行業簡單地放松監管，就會導致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對社會造成危害（負外部性），對金融機構的設置放松監管，就可能導致欺詐投機等金融風險的增加。

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刺激經濟，放松了對私營醫院的審批，結果導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大量資金進入醫療領域，給后續的監管帶來更大的難度，也給患者增加了痛苦。這些都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如果放棄了這些職責，短期內可能會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長期并不可持續，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從思想方法上說，對絕對市場化的迷信、對私有制的迷信、對小政府的迷信，歸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把改革開放初期成功的經驗絕對化、教條化了。只有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避免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教條主義化，做到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使改革適應新的實際。

(文章原載于微信公眾號“共和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