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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譯/田雷】

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處理勞力、谷物、土地和配給的計量單位，某種方式的標準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須的，且構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實現上述的標準化，早期國家必須發明出一套標準的命名法，將所有基本的類別包括進來，比如收據、施工指令、勞役通知等——而這一過程，是通過書寫或文字來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適用于整個城邦境內，就取代了地方上口頭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消弭距離的技術，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國家并不廣遠的國土范圍。

針對耕田、耙地或播種這些農業勞作的任務，國家發展出了勞動的標準，某種類似“工分”的設計也被創造出來，顯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務履行或拖欠。對于魚、油和紡織物來說，分類和質量的標準也有了詳細的規定，以紡織物為例，就是通過重量和密度來進行區分的。至于牲畜、奴隸和苦工，也通過性別和年齡加以分類。即便國家此時仍處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顯露出來，總在設法從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處汲取更多的資源，而對于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統計學”也已經浮現出來。這種嚴格控制的努力雖思之令人驚嘆，但至于它在田間地頭又要如何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沿岸，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國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頭文化區，只是沒有證據遺存下來。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字出現在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從那時起，經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國家管理的目的。不過只有等到聲名顯赫、銳意改革但卻曇花一現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國家建構之間的聯結。

云夢睡虎地秦簡資料圖，圖自《國家寶藏》

中國的秦，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它追求系統化，迷戀秩序，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愿景，要實現國家資源的總動員。至少在書面上，秦的雄心壯志一覽無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索不達米亞，追究文字的起源，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表達語音的某種方式。

對于秦來說，要追求標準化和簡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項工作，通過改革將書寫文字統一起來——最終，秦政權刪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筆畫更為平直，并將其推行到國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書面文字并不是某種方言語音的抄錄，所以中文與生俱來就有某種普遍性。如同別處的早期早成國家，秦所推動的標準化的過程，也適用于鑄幣以及度量衡的單位，以之丈量土地，稱重谷物。之所以這么做，目的在于廢除大量原屬地方的、各國間不相容的度量衡慣例，如此一來，中央的統治者才能史無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國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財富、物產以及人力資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為一個強大的邦國——只要偶爾向周圍一些半獨立的衛星市鎮索取貢品，也就心滿意足了，而是創造出一個大權集于中央的國家。到了漢代，宮廷歷史學家司馬遷回望歷史，就贊賞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將秦王國變成了一部質樸的戰爭機器：“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后來，就連勞作的規范以及工具也被標準化了。

商鞅戟，圖自上海博物館

早期國家處在列國的包圍中，所面對的環境是區域性的軍事競爭，故而當務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壓榨出盡可能多的資源。這就意味著，要盡現有技術條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盡可能完整的資源詳目，并隨時更新。對于國家來說，能象征其權勢的，不僅是為數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還包括細致的家戶登記，后者便于征收人頭稅以及征兵。戰爭中抓來的俘虜，都被安置到距離宮廷不遠處，各種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動。說起早期農業王國，它們招牌式的治國之道就是讓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遷徙。對于稅務人員來說，人口的流動和分散是件頭疼的事。

讓收稅官員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會移動。然而，由于秦承認私人對土地的所有，國家就要進行詳盡的地籍調查工作，在每一塊莊稼地與某一位所有者/納稅人之間建立起聯結。根據土壤質量、播種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異，國家對土地進行分類，這樣一來，稅收官員就能估算出一塊地預期的產量，然后得出它的稅率。按照秦的稅制，還規定了對生長中的作物進行年度的評估，如此就可以根據實際的收成來調整稅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們都在關注國家官員的標準化努力，他們意圖通過書寫、統計、普查和度量衡，擺脫此前純粹的掠奪行徑，轉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屬民的勞力和食物資源。早期國家總在進行種種努力，塑造所轄國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饒、更可識別，也更適于資源占取，在種種舉措中，度量工程或許是最重要的，但卻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