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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熱映的《建黨偉業(yè)》說的是一場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可惜的是，這場大事件被說成了眾多大事中的一件。

如同某些網評所言，由各路明星所詮釋的《建黨偉業(yè)》簡直是部民國名人傳。雖然歷史劇未必非由專業(yè)特型演員飾演，但明星扎堆祝壽，使人看不到一部獻禮片起碼該有的嚴肅性?；蛟S這部獻禮片也不打算訴諸嚴肅，而只是訴諸于嚴重抽離歷史感的“激情”。因此劇中的五四運動不但沒有一句代表性的歷史口號（比方“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反而讓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萬民（其實主要是學生）簇擁下空喊一堆欠缺時代感的口號。這些口號不斷強調“歷史的重要時刻就要到了”、強調他們“今日之行動”將是“中國美好未來之先聲”。在那種悲憤的情境下，怎么可能有人能有心情與自信說出這種理應九十年后才能斷言的話呢？──當然，這畢竟是九十年之后才拍的影片。

由于這部影片太過突出個別歷史人物的存在意義，影片的英雄主義感就顯得格外強大。與此相適應的，就是影片過高突出學生的作用。當然學生也很重要，但這種劇情鋪陳卻令人感到不安。應記得，五四運動的關鍵歷史解釋之一乃是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然而《建黨偉業(yè)》的敘述主線卻是一小撮具有密謀傾向的知識分子與一大群歇斯底里的學生而已。整個五四運動僅僅被演成了一次學生集體焦慮或神經緊張的行動。至于陳獨秀等重要領導人，則變成了帶頭焦慮的中年學者。由于這一系列意外的劇情鋪陳，整個五四運動就變成了影片之中一段場景壯盛卻沒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了。相比之下，一九九一年的建黨獻禮片《開天辟地》的戲劇詮釋無疑令人格外懷念──特別是李大釗、鄧中夏，以及長辛店工人二娃在雨中的鐵道上一起扳著人力板車前進消融于光明之前方的那一幕。

然而，五四運動在《建黨偉業(yè)》中的如此下場，不僅僅取決于劇組如何選擇他們的呈現方式，而更來自于五四在全劇之中的地位。選擇以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為開端的《開天辟地》是很好的對照組，只是《建黨偉業(yè)》為何非得從辛亥革命開始講起？隆裕太后、蔡鍔、辜鴻銘、小鳳仙，這些人和中共成立究竟有何關系？為了解釋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不能把發(fā)生在此事件之前的人事都視為前因，而應將認真思考事件的來龍去脈；有取，有舍。但這片子卻將中共建黨之前諸種零碎不堪的“民國往事”當成重要的鋪陳素材，導致劇情的敘述毫無主線。恰恰因為這片子實在太想包山包海──就像同樣意圖包山包海的龍應臺《大江大海》那樣──便只能不斷地通過字幕去串接各種毫無邏輯聯系甚至毫無蒙太奇意義的場景。此種安排恐怕只有一種解釋，就是該片刻意解消中共成立的國際性因素，并刻意僅僅從中國共和革命的屢屢挫敗來重新闡述中共成立的意義。

其實中共從來沒有不從中國內部的歷史角度來看待本身的成立意義。如果中共不具有這種視野，就不能理解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何要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來解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共的出現與中國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屢次挫折當然有其連續(xù)性。然而巴黎和會的失敗以及隨之引發(fā)的五四運動，無論如何是斷裂性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意味著“公理”之虛妄，意味著威爾遜原則的徹底破產。與此相映的，則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所樹立起的列寧原則。如果巴黎和會與威爾遜原則引出了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向強權“請愿”、“祈求施舍”的這一面。列寧原則則完全把焦點集中于弱小民族如何“自求解放”以及被壓迫民族之間如何“不靠神仙皇帝”與“救世主”而實現彼此之“聯合”，從而提出了與（工人）階級解放緊密聯系的民族解放要求。如果不從這兩種原則在中國大地上的交替來解釋中共的成立，無疑將閹割掉中共成立的一大側面。

關于兩種原則的交替，還可從該劇關于“一大”前后的一些鋪陳談起。這部片子越演到后面，越可見到近十年以來中共成立史研究上的一些新進展。比方片子已經不再稱呼各地的共產黨團體為“共產主義小組”，而稱為“早期組織”。然而學術研究對中共成立史的最大影響，應是改革開放初期所考證出的“一大”具體召開時間，關鍵則是《建黨偉業(yè)》之中被稱為“大東旅店”的大東旅社，以及一場兇殺案。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晚，租界警察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三十一日凌晨，借居于上?！按髺|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中遭遇兇殺案。連續(xù)遭到兩件事情驚嚇的陳公博驚魂未定，馬上帶著新婚妻子離開上海。由于陳公博將他在“大東旅社”的遭遇記錄于書面，后人才得以透過當時的報紙核對出“一大”召開時間。[關于這一考證的故事，可見石川禎浩（2006：266-273）。]

然而當年七月的大東旅社并不只是個兇殺之所，而更意味著列寧原則與威爾遜原則在中國的一次交會。根據日本“外務省記錄”所保留的日本情報資料，就在一大代表陳公博逃離開大東旅社并拋下“一大”不管的三十一日。大東旅社竟在同日進行著一個群集臺灣﹑朝鮮﹑菲律賓﹑印度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當時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11.11-1922.2.6）而進行的請愿對策集會，議題則是如何實現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獨立。據這批日本情報資料，會議至少在七月二十四日時就召開了（中共“一大”的召開則是二十三日），臺灣的參與者是蔡惠如（1881-1929，著名抗日民族主義者）與彭華英（1891-1968，臺灣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組織“平社”的組織者之一）。[關于該秘密集會的細節(jié)，見邱士杰（2009：表4-1）。]

顯然，當中共正基于嶄新的列寧原則而展開了中國全新的解放道路時，許多的弱小民族群體也積極地實現自己的聯合──雖然仍是基于某種對于列強分贓會議的幻想而實現的聯合?；蛟S這也可以視為威爾遜原則在提供幻覺的意義上遺下的最大影響吧。另一方面，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也可視為東方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東方各地激進份子的聚集地。蔡惠如從議會請愿運動開始之后便以上海為基地，奔走東北亞各地從事排日運動。[細節(jié)見邱士杰（2009：表4-1）?]范本梁（1897-1945，臺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所曾大力贊揚的和田久太郎（1893-1928，日本大阪地區(qū)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也在上海。據日本情報，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于和田舉辦于上海的宴席。[外務省記錄﹙1921a﹚?并見邱士杰（2009：表4-1）?] 此外，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親善合作為目的“中韓互助社”也于同年下半年正式成立。在該社舉辦于大東旅社的一次茶話會上，蔡惠如曾起而發(fā)言。當時的報紙記云﹕“又次臺灣人某君報告某國種種慘忍蠻橫。聞者皆為發(fā)指。余人亦有演說。大致謂［中韓］兩國互助之必要。及強力之終不可恃云?！盵 1921年9月﹐中韓互助社曾邀廣東政府徐謙出席茶話會﹐據《臺灣社會運動史》云﹐蔡惠如出席了這次會議﹐并發(fā)表反日言論?《臺灣社會運動史》記為1920年﹐實誤?分見以下三份史料﹕﹙1﹚民國日報﹙1921﹚﹐﹙2﹚外務省記錄﹙1921c﹚﹐﹙3﹚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2-83﹚?蔡惠如在茶話會上的講話﹐在第二份史料里被加油添醋﹕“又次臺灣代表報告某國統治臺灣之黑暗及其種殘忍蠻橫并摧殘臺灣教育使人民變成愚蠢無知之動物﹛?﹜聞物皆為發(fā)指﹛?﹜其余到會者多有演說?大致強力之終不可?”第三份史料雖只有明確云及蔡惠如于會上“進行演講報告﹐抨擊日本占有臺灣后的統治手段”﹐但同史料另外提及林呈祿與彭華英多次參與互助社集會并發(fā)表演說之內容﹐卻與前述第二份史料類似﹙但更加油添醋﹚﹕“愚民政策﹐殘忍的革命審判﹐極端的差別待遇﹐橫暴的剝削制度”﹐這段話可能這是被該史料編纂者嫁接后的內容?最后﹐關于中韓互助社的研究﹐可見康基柱﹙1998: 266-279﹚﹑裴京漢﹙2003: 34-43﹚?]在日本的情報中，甚至還有朝鮮革命者金立（?-1922）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轉交給“臺灣社會黨”人的記載。[金立是朝鮮共產主義者?金立最為人知的事跡就是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帶回東亞之事?金立於1921年參與上海的“高麗共產黨”建黨﹐后因某些人主張該資金應交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而將之暗殺﹙??????, 1996: 64﹚?金立一行人于該年12月抵達上海?翌年從帶回來的“四十萬圓宣傳費”中寄贈“若干金”給“日本社會黨及中國廣東的社會黨以及臺灣社會黨?”﹙金正明, 1967: 319; 梶村秀樹與姜德相, 1972: 247﹑455﹑462﹚《臺灣社會運動史》則記載金立于1921年9月支付蘇聯提供的“三千圓”運動資金給臺灣革命者﹐但未說明收款者﹙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2﹚?就收款者而言﹐《臺灣社會運動史》曾有關于“高麗共產黨員崔昌植﹑呂運亨﹑金萬謙﹑姜漢記”與臺灣人林呈祿﹑彭華英來往的記載﹐并云后者因此而“收受過第三國際提交的運動資金”﹙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2-83﹚?就“三千圓”款項而言﹐目前只有看到關于蔡惠如收到“蔡以修”的“三千圓”匯款的記錄﹙外務省記錄, 1921a﹚﹐并請參考邱士杰（2009：表4-1）?]

由于法租界當局公告于8月1日之后將加強取締未經告知的秘密集會，因此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推測這項臨時規(guī)定可能是為了對付據聞召開的中共一大；石川并指出，日本當局不但曾接獲中共一大將有日本人參加的消息，還曾在搜查會場時誤將陳公博視為“日本社會黨”人。[石川禎浩﹙2006: 271-273﹚?]這兩場秘密集會顯示了選擇在上海召開一大的中共并非孤立進行自己的集結，而是伴隨著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之跨地域連帶而同時積極形成。雖然日本情報中所指稱的“大東旅社”秘密集會也可能恰恰是指望志路106號的“一大”本身，未必真有甚么弱小民族集會，但這一切都需要更多史料來說明。

在一九二零年代，除了朝鮮、中國、日本先后走上“建黨”道路之外，周遭各地區(qū)的“建黨”道路都比較晚。其因素可能與中國革命的迅猛發(fā)展促使各地各民族、各國革命者紛紛直接加入中國革命有關。這些革命者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選擇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上投身革命。但另一方面，許多地區(qū)的建黨的推遲，也與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對于壓迫者始終存在幻想有密切關系。以臺灣為例，“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是貫穿一九二零年代最大的合法社會運動。這種運動的存在本身，反映了被殖民者無法根絕自身對于殖民者的幻覺或幻想。當然，這里也不能忽略掉許多地區(qū)的建黨與中共本身之“革命輸出”之間的聯系，比方南洋共產黨正是中共南洋支部的轉變。于是這里就還必須進一步討論海外的中共華人支部如何轉化為以當地民族（解放）為主體的在地性共產黨，并必須討論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如何在這些地區(qū)遭遇權宜性的調整。而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建黨于上海、并以臺籍中共黨員為主體的臺灣共產黨（當時的名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當然更是考察這一問題的最佳實例。

限于篇幅，這里沒有辦法更深入地考察臺共問題，但若把威爾遜原則的失敗同列寧原則的接受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如果把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失敗同一九二一年的中共建黨聯系起來──那末，這個過程也曾在臺灣出現過，只是過程更漫長。在殖民地條件下，寄希望于殖民者的被殖民者（特別是資產階級）有更直接的姿態(tài)。如果這個階級是“民族”的，恐怕也是兩面性與軟弱性特別強烈的民族資產階級。因此殖民地臺灣沒有辦法出現社會運動的立即左轉。從一九二一年的第一次請愿到一九二七年的臺灣文化協會（島內最大的合法群眾組織）公然左轉，其間整整等了六七年；此間只有一九二四年曾在大陸上出現許多臺灣人的左翼組織。此外，又由于中國革命實在太過強大，因此更多臺灣人選擇回到祖國大陸投身革命、選擇把祖國的解放作為臺灣解放的前提。在這種條件下，之所以臺共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實現建黨，之所以威爾遜原則非得在臺灣人之間經歷那樣長的時間才能由列寧原則所取代，也便是必然之結果了。

一部《建黨偉業(yè)》，訴諸的對象大概還是內地的人們。遺憾的是，電影背后隱藏著精神之荒廢，消除了中共成立的巨大國際背景與世界性意義。中共的成立當然是為了救國，但正因中共已不僅僅是為了救國而成立，才可能真正地為了救國而奮斗。這一切只能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世界革命階段去解釋。雖然歷史是連續(xù)的，但還是要強調五四運動的斷裂性意義。這部分的問題既是近代史歷史分期討論上的老問題，也是思想史上著墨甚多爭議不少的問題。要將這些討論成果引入于評論電影，無疑并不容易，卻絕不影響中共因著這個斷裂的節(jié)點而誕生的事實。中共不僅僅是辛亥以來因著共和屢屢挫敗而出現的最終選擇，也同時是十月革命所揭開之新時代的產兒，這是不該忘懷的的事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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