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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中國道路或中國經驗，20世紀90年代時我們習慣叫“中國經驗”。后來按毛主席《實踐論》，就用了“中國道路”這個詞?！爸袊涷灐备鼜娬{探索性，“中國道路”是指我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是不是只有中國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模式、概念呢？其實國際上也有尼泊爾模式、丹麥模式，印度南部也有個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從最基本的事實看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的實踐是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

第一，最快的經濟發展。這個事實全世界都承認。雖然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現在已經開始放緩了，但我們進行縱比會發現，過去30年是中國1840年以來發展最快的，或者說是最順利的，基本平均保持在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的增長。

第二，最大規模地減少貧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開始在“老少邊窮”地區進行幫扶工作，我自己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做扶貧研究。所謂“老少邊窮”，老區像井岡山、延安，“少”是少數民族地區，邊是邊疆地區，窮就是貧窮地區。一些邊疆地區同時也是少數民族地區和貧窮地區。30年下來，我們實現了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減貧。

如果用統計計算，在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減貧，主要是中國完成的。按每年計算，如果把中國拿出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國加進去，貧困是在減少的。從80年代開始就是這樣，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中國就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目標計劃的90%。2002年以前，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進入新世紀，地區和縣這兩級，包括西部的縣域經濟發展也起來了。所以，中國的減貧脫貧速度，是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和各國際組織都公認的。

從1978年到1998年連續20年的時間，中國10億以上的人口，實現了連續兩位數的持續增長。3億人口脫貧，2億人進城，1億人實現了中等收入。當時我去日本，日本人說你那一億人就是一個日本。我說我們還有10億人處于貧困，只有1億人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時候統計得比較保守一點，說的是3億人脫貧；現在世界上的統計，中國已經實現了6.5億人脫貧，但這主要是農村絕對貧困，而未計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開放之前，城市還處在相對貧困、物資短缺的狀況，現在已經得到了根本的改觀。

第三，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這既包括農村勞動人口到城市的流動，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職業流動、社會地位的流動。中國人口的流動是世界上最頻繁的。每年僅春節春運就達到三十幾億人次，還沒有包括旅游、探親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國的社會結構，在1949年的時候基本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社會。當時城市人口比例不足5%，到1979年也還不到20%。最近這35年基本是一年一個百分點，現在城鎮人口已經達到55%，這只是社會結構中的城鄉結構。如果你看工農業結構，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工業總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當然還有年齡結構、教育結構，社會人員中服務業的比重結構等等。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西方300年的道路，這不只是經濟發展，最重要是社會結構的變遷。

本世紀初，我在歐盟做了一個發言。我說，中國在20年（現在叫30年）中實現了10億（這時已經超過13億）人口平均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最大的減貧、最快的人口流動、最劇烈的社會變遷，而且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內部動蕩或動亂，我們是以相對平穩的社會變遷走過來的。

2016年 人口流動地圖

而在300年中，比如英國、法國等國家內部則發生了激烈的階級斗爭，乃至起義、動亂和內戰，還有對外的殖民、侵略和戰爭。而中國在30年實現了四個“最”，卻沒有以這樣的代價換得這樣成功的發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中國確實走出了一個比較平穩、社會代價相對少而成就顯著的獨特的發展道路。

中國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現在有很多爭論，認為中國特色僅僅是個案，沒有普遍性；只有英國道路或西歐的道路（也被稱作資本主義道路），后來加上美國，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而中國只是個例外。這讓我想起，19世紀80年代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當時俄國《祖國紀事》的編輯給馬克思寫信：“你講的那個西歐，在《資本論》里的西歐，所描述的這個模式，好像我們覺得俄國不是這樣?！?

馬克思在給他回信里寫道：“我只不過是分析了西歐尤其英國的發展模式。一切民族不管它的歷史、文化和經濟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一定要像西歐這樣做，這給了我馬克思過多的榮譽。其實我沒有這么偉大把全世界概括完?！钡布恿艘痪洌骸巴瑫r也給我了過多的侮辱，這是給我戴了紅帽子啊！戴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試圖用一種比較科學的分析，想看看這到底是中國式個案經驗還是模式。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前所長余永定，在總結改革開放20年時說過一句話：“（中國）經濟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沒有聽經濟學家的”。確實，如果按經濟學家的預測，中國經濟已經崩潰無數次了；按政治學家的預測，中國也早就崩潰了。所以，我試圖用一個偏中性的命題，不說中國還是日本，歐洲還是美國，也不是說誰是代表。如果有任何的一個方式，任何一個東西，如果它跨越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大，包含的個體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強。

我自己總結，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礎的時期，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那個時候完成的，我們的健康率和識字率也大多是那個時候完成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也說，中國是以最低的物資條件完成了這么高的健康率和識字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用的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測量社會的進步。

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用HDI測量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了。1949年5月，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37歲左右，1979年是67歲，已經超過了很多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的人均識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嬰幼兒與產婦死亡率的降低，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鼓勵外商投資，外商包括華僑華人的投資之所以能夠迅速擴大，與我們勞動力的素質、能力和組織化程度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