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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干旱風險的結構之變

經歷過災害年代的人對糧食會有特殊的感情，看到高溫干旱就會擔憂。對于干旱災害，在全國影響甚重并最為切近的，應該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至于全國局部地區的干旱災害則更多。

如山東，進入近現代后，旱災依然頻繁，1949年至1998年的50年間，共發生了48次旱災，幾乎每年都有旱情發生。其中，2002年的夏秋之交，山東遭遇了一場百年大旱，給當地的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全省的受災面積達到了驚人的4775萬畝，其中重旱面積達到1465萬畝。魯西北、魯中和魯西南等地，人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再比如河南，歷史上嚴重的旱災幾乎都沒放過河南。如明朝崇禎年間1637～1643年的河南特大旱災，被看作500年（截至當時）來最嚴重的一次；由于旱災，河南各地百姓起義不斷，最終促使明朝滅亡。進入近現代以來，最為著名的就是1942年河南大旱災，導致大饑荒，餓死了300萬人。

由此可見，在華北地區，干旱歷史慘象確實令人觸目驚心。

6月10至12日河南省機播氣象等級預報（圖/河南省氣象服務中心）

但是，時至今日，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國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這次的高溫旱災，因為我國應對干旱風險的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城鄉關系結構之變。

在傳統時期，只有統治階級和少量的工商業者住在城鎮，約占總人口的1%-5%。到改革開放初期，生活在城鎮的人口也不足20%。但是2023年底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已超過66%。也就是說，當前我國已經從鄉土中國發展為城鄉中國，正在向城市中國轉變。這種城鄉關系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我國人群的收入結構。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分田到戶時，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絕大部分的收入均來自于戶均不足十畝的土地，一場旱災對全家生計會是一種致命打擊。而當下，大多數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進城務工居住生活，農村留給了老年人，家庭勞動力分配呈現半工半耕結構，家庭收入呈現務工收入加務農收入的結構，并且以務工收入為主、務農收入為輔。

所以，當前一場旱災，對農村家庭的影響并不會是致命的。即使出現嚴重災難，在家庭內部也可“以工補農”，或者只是減少以農補工的資源流動。對于那些中堅農民，可能影響大一些，但是他們也并不是像過去那樣被束縛在土地上，也可以流動到全國各地去務工。農業經營者對農業弱質性和強風險性應該有更強的預期和抵抗力。

二是水利體系結構之變。

都江堰、鄭國渠、大運河等是歷史上頗負盛名的人造水利工程。然而，那時候再偉大的水利工程，也僅可造福一方。如鄭國渠長150公里，可灌溉18萬公頃；都江堰可灌溉7市40余縣區的1130萬余畝土地；就是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江河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94公里，也只能灌溉河北、江蘇、浙江、山東等沿河地區。

在幾千年水利建設基礎之上，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一直在增強水利工程建設：紅旗渠、丹江口水庫、葛洲壩、三峽大壩、南水北調工程等。進入新時代以后，國家還規劃在2020年前建設172項重大水利工程。各地水利設施也在不斷建設中，如山東至今為止有5700座人工蓄水湖，北方省份排名第一、全國排名第三，僅次于水資源豐富的湖北省和江西省。

可以說，當前已經基本建成了覆蓋全國的水利體系結構。只要不是全國性重特大干旱，水資源可以在省際之間高速流動分配。

三是糧食結構之變。

首先是糧食數量變化。有數據顯示，1949年人均糧食208.9公斤；1978年人均糧食316.7公斤；2023年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493公斤，遠高于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

其次是糧食耕種結構變化。以前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將土地分為好壞或肥瘦兩三類地。近些年，經過不斷建設，截至目前我國已建成了10億畝高標準農田。到2022年，僅河南省已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8330萬畝，實現了田、土、水、路、林、電、技、管、氣象綜合配套，確保了高效節水灌溉全覆蓋。高標準農田不僅節水功能強，而且提質增產的功能也更好。

再次是糧食流通結構變化。現在糧食市場已經是全國市場的重要部分，當市場價格過低時，國家還有保護收購價。糧食在國內流通比較暢達，一地缺糧，其他地方可以朝發夕至。另外，國家儲備糧食充足，2019年公布的數字是9.1億噸，可以供全國人民食用一年以上。

還有糧食增產結構變化。以前主要是靠增加種植面積來增加糧食產量，當下國家提出了不僅要藏糧于地，還要藏糧于技，現代技術的增產功能也越來越重要。

城鄉關系結構、水利體系結構與糧食結構等都與糧食生產有關，也與應對高溫干旱風險有關。總體而言，這些結構的變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對沖干旱災害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