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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韓健夫】

近日來，因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山東等地持續高溫，以及從春季以來降水嚴重偏少，北方多地已出現旱情，土壤缺墑等情況，亟需積極干預，合理應對。為此，水利部聯合多部門已提升各地干旱防御應急響應級別，并將黃河、淮河、海河流域各骨干工程全部進入抗旱調度模式。同時，調度南水北調工程全力支持華北地區調水，從而有力保障了夏播用水。

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度

中國是一個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度。這并非虛言套話，而是有所依據。因為中國大片國土屬季風氣候，雖雨熱同期，但也深受降雨變率過大的影響，常常遭到過旱或過澇的傷害。中國全年的降水變率存在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增的特點，而且同降水量存在顯著的反相關關系。其中，黃淮海平原尤其是海河流域的降水變率高達30%以上，甚至更高。而雨量之增減達到25%就會對農作物造成傷害，達到40%以上則將會面臨歉收乃至絕收的可能。

所以早在九十年前，竺可楨先生就曾在《華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一文中坦言“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區并無一地，其雨量變化性之大有如華北者”。

這種氣候特點，再加上中國季風區內密集的人口，使傳統時代旱澇災害的發生變得不可避免。如果再遇到為政者的腐敗侵漁與不合理的賦役制度，那么饑荒就會頻繁的出現。不怪乎1926年馬羅立(Walter Mallory)稱當時的中國為“饑荒的中國（China the land of famine）”了。

澇災一條線，旱災一大片。在降水變率極大的地區極端旱澇事件便更容易出現。所謂極端氣候事件是指特定時空范圍內發生的罕見事件，其發生概率一般小于10%，即我們常說的十年一遇。其中，作為中華腹地的華北所爆發的極端干旱往往影響超過極端澇災，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通常也異常嚴重。如何科學有效應對極端干旱歷來是社會治理中的難題。

華北地區千年來出現過96次極端干旱

鑒往知來、鑒古知今。認識華北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極端干旱事件無疑是應對當下極端干旱的重要方式。根據楊煜達教授主編的《中國千年區域極端旱澇地圖集》的研究結果來看，過去1000年包括今京、津、冀、魯、豫、晉、陜、寧和甘肅東部，江蘇安徽淮河以北地區的廣大華北地區，在歷史上一共出現過96次極端干旱事件。

華北地區極端旱澇次數。橙色為旱，藍色為澇。圖片攝自《中國千年區域極端旱澇地圖集》

在這些年份中，華北的極端旱情往往有以下這些共性特征。首先是空間范圍廣，旱情波及兩個省甚至更多省份；其次是時間長，旱情跨越兩個季度甚至更久；最后是旱情重，5-9月降水量較多年平均降水量少三成的地區至少達到整個華北20%的范圍，且較多年平均降水量少七成的地區至少占30%以上的范圍。

在史料記載中，這些年份“夏秋連旱”、“三月至六月不雨”的情況最為常見，由此往往會造成“河竭”、“井泉俱竭”和“赤地千里”的極端景象。

歷史上典型的極端干旱有明朝末年崇禎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1年）的連旱。這三年中晉冀魯豫四省連年大旱，嚴重到半年甚至三個季度滴雨不下。崇禎十三年（1640年）旱情更是擴展到陜西、甘肅。伴隨大旱的還有次生蝗災，兩者疊加在一起對農作物的傷害巨大，多地出現糧食的絕收。此輪大旱更是直接觸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高潮。

此外，清末的“丁戊奇荒”堪稱極端干旱之最。光緒三年（1877年）和四年（1878年）分別是農歷丁丑和戊寅年，因此接連的極端大旱被統稱為“丁戊奇荒”。這兩年中幾乎整個北方均處于旱魃為虐的境地，尤其以山西最為嚴重。光緒三年從農歷四月至八月滴雨未沾，華北80%的地區降雨較往年均值少三成以上，嚴重的旱災讓已種的麥苗黑枯無收，秋禾也難以下種。

類似于上述極端干旱的年份歷史上還有不少。諸如金朝崇慶元年和貞祐元年（1212-1213年）、元朝天歷元年和二年（1328-1329年）、明朝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年）、萬歷十四到十六年（1586-1588年）、清朝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年）以及民國時代的1926-1929年連旱以及1942年的中原大旱等。

傳統中國的救濟體系

極端干旱事件的直接影響對象并非整個社會，而是與氣候條件關系密切的某個側面，如對糧食生長的巨大影響，通過對這個側面的影響再傳遞到社會不同的結構與層次中，進而影響全社會。

傳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就是人口和土地。極端干旱恰恰對這兩者的傷害最大，這是華北的農業結構與氣候特點所決定的。

當地的主要農業作物是冬小麥，4到5月又是作物需水的關鍵期，此期間華北正是春旱時節，往往會造成冬小麥的減產。另外，華北夏季既是夏玉米、夏大豆播種和出苗季節，又是春播作物進入旺盛生長的階段，春夏連旱的極端旱情會極其不利于農作物的生長。因此，華北社會在面臨極端干旱時的脆弱性極強。

一旦糧食產量不能保障，饑荒的到來就會釀成嚴重的人口損失，在傳統時代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人相食”的發生。

因此，在傳統時代中國形成了一套相對系統與完整的應對與救濟體系。它可以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個維度，其中又可分為應急性和機制性兩種類型。官方應急性的救濟是最常見的方式，也最為百姓所熟知。

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有這類救濟行為，比如說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有“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的表述。經典的豫劇劇目《陳州放糧》也是這類官方救濟的直接表達。

豫劇劇目《陳州放糧》也是傳統中國官方救濟的直接表達

北宋慶歷年間，陳州一帶（今河南周口）接連遭受三年大災，莊稼顆粒無收。百姓因此餓殍遍野，死走逃亡。而奉旨賑災的欽差四國舅等趁機搜刮民財，魚肉鄉里，惡意提高折糧收購價格，增加百姓負擔。包拯得知此事后，先嚴懲貪官，后按價放糧，救濟災民，大快人心。這類民間故事反映的就是官方應急性救濟的行為。

到了清朝，官方應急性救濟行為有了更加系統的安排。一次賑濟可以分為查賑、勘災、開賑等多個環節，賑濟的種類也越分越細。

相對于應急性救濟，機制性應對關注度歷來不高。比較典型的案例是明朝宣德年間周忱和況鐘在江南的改革。宣德年間江南接連遭遇水旱災害，周忱以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為名與蘇州知府況鐘一道改革稅糧制度，極大改善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了減輕貧困百姓在受災期間的賦稅壓力，周忱提出折銀納糧的主張，以相對低的價格來折算要繳納的實物糧食，這樣貧苦百姓可以通過納銀來相對輕松的完稅，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沉重徭役之苦。

另外，周忱等人在蘇州、松江、常州等地設立儲存糧食的濟農倉，以解百姓倒懸之危。這些從制度上進行的調整也是解決百姓受災困苦的方式，得到了百姓的肯定與贊揚。至今戲劇作品《十五貫》中還在歌頌況鐘勤于政事，忠于職守，除奸革弊，為民辦事的事跡。

民間的應急性救助在地方士紳和商人群體形成后體現的更加明顯。地方士紳作為傳統時代在地方上有一定社會名望與經濟地位的精英群體，在災害發生之后，有一部分人會主動慷慨解囊，煮粥供米，在救災活動中起帶頭和引導的作用，或者于當地興修水利、改善交通以達到救濟目的。此外，隨著商業的發展，商人販運糧食和物資到受災地區，以調節糧食有無的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濟饑民的效果。

民間的機制性救助包括建立長期使用的社倉和義莊。社倉指的是通過民間的力量在鄉村設立倉儲，用于備荒救災、扶貧濟困等社會救助活動。古代饑荒往往發生在百姓青黃不接的時刻，社倉的存在可以為這些困難百姓提供臨時的救濟性借貸，幫助其渡過危機，維持生存和再生產。

義莊則是一種宗族慈善組織，它以固定的田產作為永久的經濟來源，通過田產和產出來賑濟貧困和遭遇災荒的同族人，有時候也會對同鄉予以救濟。

歷史上最有名的義莊當屬蘇州的范氏義莊。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晚年時，與其兄商議，出資購買良田千畝，并找賢人經營，成立范氏義莊。此義莊章程明確，用于贍養同族貧瘠困難之人和災荒救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非宗教性質慈善組織，上百年來在救災饑民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資源分配不均 佃農是極端災害中最脆弱群體

盡管傳統時代的賑濟方式已經非常成熟且系統，但不能忽略的是中國古代制度的局限性和技術的落后性所帶來的弊端與問題。災害，尤其是極端災害的爆發，本質上是通過外在自然的力量拉大社會財富差距的事件，這就需要國家和社會通過自己的制度安排和靈活應對來去彌合這種差距，從而降低社會的風險，達到有效社會治理的目的。

在這方面具體而言就是資源的再分配，而所謂的資源既有自然資源又有物質資源。先說物質資源。據學者卜風賢的研究，中國古代年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700斤的時候百姓才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狀況。而通過統計中國從秦漢以來歷代人口和耕地面積及畝產水平，得出的理想狀態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雖歷代所有不同，但均超過了700斤的水平。哪怕在人口爆炸式增長的清代，人均占有糧食的數量也有700余斤。

但這畢竟是物質資源絕對平均分配狀態下的情形，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社會財富的分配差距極大，這就造成了災害來臨時易出現饑荒的現實結果。

因為處于社會上層的皇帝、貴族、官僚集團從不會缺少糧食供應，甚至存在嚴重浪費的現象；處于社會中層的地主、士紳、商人往往占有足夠的土地和糧食，能夠應對極端災害所帶來的減產與絕收，保持生存無憂；而處于社會下層的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亦或是沒有土地的佃農往往受到嚴重的剝削，人均糧食占有量不足，從而成為極端災害發生時最脆弱的群體。

電影《一九四二》展現當年河南旱災期間逃難的饑民

隨著極端旱澇災害的屢次發生，如果救濟不當或沒有進行制度性的改變，久而久之，社會資源的分配勢必嚴重失衡，從來增加社會風險。

再看自然資源。傳統時代水利工程的興修可以使自然資源的分配趨向合理。但在技術相對落后的古代，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不易為之。

以北宋能臣王安石為例。在他為官早期出任常州知州時，力主開通一條運河以興當地農業水利事業。但上級不肯大力支持，只允許王安石調動常州以內的民眾施工。這極大延緩了工程的進程，加之遭逢淫雨，民夫生病疲敝，最終運河工程擱淺，想法沒能實現。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在傳統時代哪怕是像王安石這樣的能人也很難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完成局地的水利修筑，更遑論全流域的水利工程。而且，古代水利工程囿于技術的落后，往往會出現年久失修無法利用的問題。這些均增加了傳統時代應對極端災害的成本與難度。

因此，想要實現科學合理有效的降低極端氣候事件帶給的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需要提前預防、精準施治與進行全國性的合理統籌調配。

大修水利，擺脫一百年前的“饑荒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水利設施的修筑與水利工程的建設。歷史上易澇易決易旱的淮河與海河就是治理的重點。

毛澤東主席題詞：一定要根治海河

1950年淮河暴發流域性水災，損失異常嚴重。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便做出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毛澤東主席也于1951年為治淮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4年在淮河流域建成了我國歷史上首座鋼筋混凝土連拱壩，并成功完成了當年攔蓄洪水的任務，保一方安瀾。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又發生特大洪水，暴雨中心七天降雨量竟多達2050毫米，創下歷史記錄。冀中、冀南和天津廣大地區一片汪洋，造成了糧食大范圍減產，工業企業停產。

為此，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題詞。從1965年開始，利用冬天和初春的農閑時節，數十萬民眾投身到治理海河流域各河流的事業之中，疏浚河道，修筑水庫，建設橋梁，這使海河流域防洪抗旱能力得到歷史性的提升。

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水利工程的建設和治水設施的修筑，才有了今天能夠迅速做到科學調度水工程的成績。這些工程的實施和運轉極大增強了當今防洪抗旱和保障夏播用水的能力，也讓我們擺脫了上千年來無法有效應對極端干旱的歷史，使中國不再是一百年前的“饑荒中國”。

不過，隨著當前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城市地鐵、高架橋洞、排水設施、通訊設備等一系列便民的市政工程均需面臨極端氣候的考驗。

一旦這些設施在極端氣候條件下失靈、失效，將會給依賴于此的城市居民帶來極大不便甚至生命威脅。所以，未來科技化、數字化的城市如何成功抵御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不利影響，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思考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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