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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1903年8月5日清晨7點，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Katharine Carl）從北京城前門東的美國公使館出發，乘坐輕便馬車前往西郊的皇家行宮頤和園。她隨身攜帶了若干畫具，包括一大塊畫布和一副可折疊的畫架。這并不是一場輕松的夏日寫生之旅，因為與她同行的還有美國駐華公使之妻康格夫人以及翻譯。顯然，她們是為了一位大人物而來。

10點，卡爾一行抵達頤和園正門，外務部的官員和太監們又引領她們轉入內殿。半小時后，卡爾終于見到了她即將描繪的主人公——慈禧皇太后，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又經過了半小時的寒暄和等待，11點，女畫家終于戰戰兢兢地在畫布上落下了第一筆。

凱瑟琳·卡爾，返回美國后將自己的經歷寫成“With the Empress Dowager”一書出版，中文譯為《慈禧寫照記》。圖自維基百科

卡爾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表示，當時她很難“將眼前這位慈眉善目、面貌那么年輕、笑容那么有魅力的貴婦人與1900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議論的殘酷無情的暴君、令人棘手的‘老’太后聯系起來。”要知道，就在三年前庚子年的夏天，眼前的這位老太后連頒11道《對萬國宣戰詔書》，稱西方列強“三十年來……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故清廷決定對“彼等”大張韃伐，一決雌雄。”

只不過，在這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清軍慘敗，慈禧帶著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在“西狩”途中，她一直很擔心自己會被列強認定為是這場戰爭的發起者。第二年初，她終于等到了否定的答案，于是在允準《辛丑條約》的上諭中，出現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字句。1902年2月兩宮回鑾，慈禧開始邀請西方各國駐華外交人員的女眷入宮游玩宴飲，積極開展“夫人外交”，努力展示自己開明親善的一面，試圖扭轉自己在“外國貴人”中的評價。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駐華公使之妻康格夫人提出了一個請求：為太后繪制一幅肖像畫，送往即將在美國圣路易斯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公開展覽。慈禧有些猶豫，她對西洋油畫一無所知，認為肖像畫是供人死后祭祀所用，因此覺得甚不吉利。不過，她最后還是同意召見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從1903年8月到次年4月，卡爾一直跟隨慈禧生活在宮廷中，時間長達9個月。她先后為慈禧繪制了4幅肖像油畫，從現存的兩幅油畫中的人物造型細節來看，慈禧在畫家繪制肖像畫的過程中還是比較配合的，她精心搭配了出場的衣物和飾品，對畫作的各種細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慈禧為何會同意一個外國人為自己繪制肖像畫？由于此事未見于任何清朝正史記載，清宮檔案中關于此事的史料也只有寥寥數筆，僅記錄了卡爾的名字“柯姑娘”，和她的身份“畫像人”。現在我們無從得知其真實原因，但可以猜測，此時的慈禧應該已經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外國人對自己的評價普遍不佳。正如極力促成此事的康格夫人在給其女兒的信中寫道：“我一直對各類報刊對太后恐怖地、不公正地丑化憤慨不已，并且越來越強烈地希望世人能多了解她的真實面貌……這幅畫像哪怕能給外界一丁點這個女人真實的面容和特點，我也心滿意足了。”

慈禧和外國使節夫人的合照，站在其左邊的為康格夫人。照片收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和亞瑟·薩克勒博物館

康格夫人的擔憂并非多余。20世紀之交，隨著西方殖民事業的蓬勃發展，輔之以相對高度成熟的攝影技術，在西方媒體眼中，世界上已經沒有多少神秘而未知的地方了。唯獨中國的宮廷對它們來說，仍是不可觸及的“禁區”：龍座上年幼無知的小皇帝，以及在他身后紗帳中坐著的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的年邁頑固的皇太后……這一切都刺激著西方的想象力。然而“積貧積弱”的晚清中國讓他們不會對其統治者有什么好印象，慈禧多以邪惡殘忍、巫婆一般的“龍后”形象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在20世紀初法國流行報紙《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和《笑報》（Le Rire）中，慈禧往往被描繪成身著華麗服飾的丑陋老婦人，表情冷漠地看著身邊的官員呈上的一串人頭。這種形象幾乎成為西方人對她的刻板印象。

清國太后殿下，1900年7月14日，法國《笑報》。

那么，一副由外國人繪制的、符合西方審美的肖像畫能在多大程度上否扭轉西方人對大清皇太后的不良印象？我們不得而知。但顯然慈禧覺得這值得一試：從1903至1905年，她在短短兩年間，授意制作了700余幅自己的照片以及6幅油畫肖像，甚至同意將這些照片制成明信片公開發售。

照片中的主人公面容僵硬，竭力拗出的莊嚴姿態讓我們這些后人不免生出滑稽可笑的觀感，而照片上隨處可見的“大清國當今圣母皇太后萬歲萬歲萬萬歲”這幾個字，仿佛要伸出手來按著人磕頭一般，造作至極。殊不知這巍巍皇權化作的紙上傀儡，早已讓人生厭。

晚清的中國“內外交困”，作為執政者的慈禧也先后成為維新派和革命派的輿論攻擊對象。首先發難的是在“戊戌變法”中慘遭失敗、避走他鄉的康有為、梁啟超二人，他們均認為慈禧太后是阻擾變法的關鍵人物。為了打倒太后一派的守舊勢力，讓光緒帝重掌大權，故不遺余力地攻擊慈禧：康有為公開質疑慈禧統治的合法性及其女性身份，認為“西后分非正嫡，于我皇上不過先帝遺妾耳，既無母子之名，當正君臣之分，既敢行逆廢主，則是篡位之賊耳，豈得復待以君后之義。”并將其同歷史上的“女禍”聯系起來：“夫褒姒滅周而未嘗廢其君，武曌廢君而未嘗亡中國，而那拉氏實兼之，幾舉四千年文明之中國而盡滅焉，此自生民以來未有此兇禍者也。”

梁啟超則痛斥其操縱權術，處心積慮剿滅“帝黨”：“西后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于是不復防閑，一聽皇上之所為。……蓋彼之計劃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外人不諳朝事，或疑因維新之急激，遂以致敗。由未知廢立之局早定，西后榮祿，欲布羅網，聽其跳躍，專待天津閱兵以行大事耳。”

他們還樂于將慈禧與光緒作對比，前者“貪欲淫逸”，后者“勵精圖治”。如康有為在給日本友人的信中寫道：“敝國之情勢，西后則守舊耽樂，皇上則明圣維新，若坐視皇上見廢，則敝國從此淪亡”；梁啟超在《戊戌變法記》中認為當時的慈禧“惟以聽戲縱欲為事，一切不關心”。

章太炎在《蘇報》刊文批駁康有為的革命論，并介紹鄒容《革命軍》一書。

具有民主啟蒙意識的革命派則不愿將中國的未來寄托在另一位“明君”身上，這一時期的革命派憑借自己在“化外之地”租界辦的報紙，對慈禧進行更為直接和徹底地攻擊，劍指其所代表的封建皇權。1903年，上海租界的報紙《蘇報》“大改革”，大力推介鄒容《革命軍》并刊發章太炎等人的革命言論，《革命軍》書中“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鑠，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一句話，可以說成為清朝最后一次“文字獄”——“蘇報案”的導火索，之后鄒容、章太炎被捕，鄒容最終病死獄中。

1904年，慈禧七十大壽，當年的12月6日，依舊是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警鐘日報》上刊登了這樣一首諷刺詩：“今日幸頤園，明日幸南海，何日再幸古長安？億兆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四萬里封圻日蹙，欣逢萬壽無疆！”此詩巧妙地將慈禧生辰與割地賣國聯系在一起，其間又隱含著她涉及的諸多歷史事件，流傳甚廣。這首詩還有好幾個版本，比如有人將后兩句改為諷刺意味更強的“痛赤縣邦圻日蹙，每逢萬壽祝無疆！”，足見傳播之廣！

康梁二人的歷史地位和號召力，使得他們對慈禧的負面評價深入人心。慈禧禍國殃民、罪孽深重的形象，由此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扎下根來，再經過后期革命黨人地不斷發酵催化，直至其淪為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