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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度對中印邊境戰爭的記憶，為其國內在有關中印邊界問題上特定輿論的形成提供了歷史底色。羅伯特·杰維斯指出：“一般來說，對人們影響最大的不是從前的戰爭，而是最近一次重大戰爭。因為重大戰爭在一代人身上也就發生一次，大部分人親身經歷的也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戰爭。”這一判斷顯然適用于印度。印度國內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學者之所以對中印邊界問題如此敏感和態度消極，很大程度上與上世紀60年代中印邊境戰爭的歷史記憶有關。

印度在美蘇冷戰已經拉開帷幕的背景下實現了獨立，并因積極倡導“不結盟運動”而擁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受到美蘇兩國的爭相拉攏。同一時期的中國則處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包圍中。中印建交后，雙邊友好關系迅速發展，印度不但大力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積極支持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印度因此自認為對中國頗多“恩惠”，中國應該“知恩圖報”，在邊界問題上對印度“投桃報李”。

然而，中印邊境戰爭的爆發不僅打破了兩國的“蜜月”，也摧毀了印度在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上一廂情愿的對華幻想，戰爭的結果尤其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怨憤之情。戰爭結束后，中印關系跌至冰點，印度開始將中國視為其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并在媒體上大肆炮制和渲染中國對印度的“‘侵略’行為”。

諷刺的是，這種虛假的宣傳報道客觀上成為印度政府凝聚民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絕佳素材，時至今日，仍屢試不爽。印度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體在特定時期對這場戰爭的“印度式”反思宣傳，使這種被刻意歪曲的戰爭記憶得以不斷加深，并最終演變為“中國背叛并‘侵略’了印度”的荒謬文本而得以傳承。印度始終認為中國“背叛”了印度，中國對印度的“‘侵略’戰爭”是其揮之不去的歷史恥辱。盡管中印邊境戰爭早已成為歷史，但印度民眾對邊界爭端的歷史和邊境戰爭的錯誤認知一直影響著其國內的對華輿論，制約著印度民眾客觀理性地看待當前的中印邊界爭端。

第二，大變局下印度政府的戰略轉向，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上的對印優勢越來越大，直至現在中國的GDP是印度的5倍之多，這造成了印度國內政客和中上層群體巨大的心理落差。印度戰略層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超越巴基斯坦，成為本國的頭號威脅”。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讓印度看到了遏制中國、擴大印度戰略空間和戰略利益的另一種途徑，即交好美國，借美國之勢來壓制中國，對沖中國在中印雙邊關系和地區事務中不斷擴大的優勢和影響力。印度向美西方國家的不斷靠攏從兩個方面助長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反華輿論的形成。一方面，印度國內對華輿論的強硬頑固能夠凸顯印度這個發展潛力巨大的新興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中美競爭中的戰略價值，從而有效抬升印美關系；另一方面，在邊界問題上渲染“中國威脅”既能為美西方國家抹黑、詆毀和打壓中國提供素材和借口，又有助于爭取美西方國家對印度的同情和支持。

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美國部分官員就曾公開表態支持印度。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猶他州發表講話時指出，“中國在中印邊界明顯的‘侵略’行為表明，其正在試圖通過武力奪取實控線的控制權”。2020年10月27日，印美兩國召開“2+2”外長防長會議，簽署了有關地理空間合作的《基本交流合作協議》，這份軍事合作文件可以說是美國與其防務伙伴的“ 標準配置”，文件的簽署事實上表明印美“準盟友”關系的建立，這反過來壯大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奉行錯誤認知和實踐的底氣。

大好河山，寸土不讓！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的盛行，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發展提供了群眾基礎。宗教民族主義，是指民族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為本民族或本國家的一切利益服務。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社會的一個突出變化就是印度人民黨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政治中越來越占據重要位置。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采取了一種比以往歷屆政府都更強硬、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政策，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逐步成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勢外交理念與莫迪時期的“大國夢”正相契合，印度外交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勢頭不斷上升。

2015年2月，莫迪聲稱要帶領印度發展成為“全球領導大國”（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a balancing power）。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印度與莫迪：仍舊處于蜜月之中》指出，“就黨派而言，具有印人黨背景的人士比具有國大黨背景的人士更多地認為中國是威脅”。2019年，莫迪政府取得壓倒性勝利，再次獲得連任。斬獲印度人民院的絕大多數席位后，新一屆莫迪政府在外交戰略上變得更加雄心勃勃，在對華交往中也更多奉行強硬政策。在數次中印邊境對峙中，印度不僅堅稱“印度軍隊沒有越境行為”，其軍隊高層還多次在國內采訪中指責中國的正常邊界巡邏行為，宣稱印軍行為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洞朗對峙中印軍的非法越境行為在事后更是被視為印軍的“果斷”和“堅決”而大加贊賞和鼓勵。正所謂“上行下效”，印度政府和軍方的一系列舉動刺激和催生了印度國內在邊界問題上對華負面輿論的盛行。

第四，印度媒體刻意歪曲和掩蓋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為印度國內相關輿論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土壤。“中印邊界問題”之所以能成為席卷印度上下的熱門議題，與印度國內媒體的刻意推波助瀾不無關系。在全球范圍傳統大眾媒體萎縮的態勢下，印度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報紙讀者群體。印度全國有超過10萬種報刊和出版物，其中150種主要報紙每天發行量超過1億份。據印度媒體使用者委員會（MRUC）的調研，印度報紙的讀者群體已超過4.25億人。

印度的報紙主要分為英文媒體和印度語言媒體，英文媒體的數量和受眾量雖然有限，但熟識英文的多為印度中上階層，他們對印度的外交決策具有重要的輿論影響力。印度媒體多為私營企業，在市場化和商業化環境下，讀者、訂閱量和廣告數量的多寡決定著一份報紙的“生死存亡”。博得大眾眼、滿足國內民族主義的需要，往往是一份報紙獲得高銷量和理想排名的重要法寶,，而中印邊界問題就是博眼球的天然話題，在該問題上迎合印度的“政治正確”自然是占據較高市場份額的“秘訣”。大眾傳媒娛樂化的現在，加之民族主義情感的盛行，印度媒體涉華報道的標題越是聳人聽聞，內容越是對中方強硬，越能贏得讀者關注并獲得各類企業投放廣告的青睞。換言之，印度主流媒體在爭奪觀眾和利潤追求的雙重壓力下，在涉華邊界問題報道中常常會主動背離客觀與公正，炮制錯誤信息，誤導輿論。

除了以上四種因素外，公民交往與文化合作因素也對印度國內涉華邊界輿論的形成造成了影響。中印文化交流不理想，民間往來不充分，阻礙了兩國廣大民眾和知識精英培育彼此間的文化親和與友誼互信，這自然也會影響到印度媒體、學者的心態立場及具體的報道手法和行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