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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假設高盛這個預測成為現實，對中國崛起意味著什么？

高柏：中國在為出口高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而建立相關國際合作機制的過程中，已經并將進一步建立與未來的世界大國更為緊密的聯系。中國與俄羅斯已宣布要建設北京-莫斯科高鐵；中國與印度已經達成協議，由中國為印度的一條高鐵線路進行可行性研究；中國與泰國已經就建設鐵路事宜達成協議；中國在中東歐也在參與高鐵的建設；中國與巴西和秘魯也達成協議，建設橫跨美洲大陸的鐵路；中國與印度尼西亞也將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框架中加強聯系，發展進一步的合作關系。由此可見，高鐵“走出去”不僅與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的制度建設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與那些未來最重要的經濟體建立了全面合作關系，并且用制度的形式把這些關系固定下來。

最后，高鐵走出去也代表著一個更廣大范圍的中國對外投資的趨勢。據報道，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涉及中國在巴基斯坦440億美元的投資。中國在印度也計劃投資200億美元。可以預料，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備，中國的對外投資將會更集中在鐵路線周邊的發展中國家。這不僅將形成中國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也將帶動這些國家共同發展。

瑪雅：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說，中國希望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制定規則，美國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應該由美國來制定規則。顯然，美國已經感受到這方面來自中國的壓力。

高柏：中國正在為這個地區制定規則，只不過目前是在不涉及美國的領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例子，10+6自貿區是另外一個例子。10+6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將成為與TPP共同存在的一個貿易規則。美國可能能夠阻止中國主導制定涉及美國的國際規則，但是要阻止中國推動制定不涉及美國的國際規則會比較困難。比如這次美國阻止幾個國家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從中期來看這些國家早晚會加入，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愿意在這個重要的地區機制中被自我排除在外。在未來，許多不涉及美國的國際規則可能變得日益重要，歐亞大陸的許多國際規則很可能都屬于這種。只要全球化不發生逆轉，只要世界不爆發大的戰爭，在歐亞大陸對外開放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必然有更多的經濟增長機會。因為在全球化的狀態下，資本的資源配置必然以全球為規模來進行，任何一個參與全球生產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必然具有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

回到你的問題，為什么中國高鐵走出去，為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提供交通基礎設施，將是中國崛起的具體路徑？中國崛起體現在什么方面，我認為以上這三個方面就代表著中國的崛起。其實根本不用等到歐亞大陸經濟徹底整合那天，中美之間就會改變目前這種不斷爭斗的狀態，因為實力對比已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轉變，而且這個轉變可能還會加速。可以預期，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發展，最終將使美國認識到，把中國排除在環太平洋經濟圈以外是個大錯誤，從而促使美國與中國達成妥協，將APEC作為未來亞太地區自由貿易的平臺。

在統一的世界秩序下獲得中國相應的領導權

瑪雅：習近平在APEC會上說，“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你認為，當今世界什么是大格局、大智慧？

高柏：先說什么是大時代。在我看來，這個大時代的本質特征在于，二戰后確立的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進入一個深刻的轉折期。其標志是在全球化過程中，一批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崛起，而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實力下降較快。同時，伊斯蘭世界的擴張、恐怖主義的出現、文明沖突日益明顯，這些都要求對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作出大的調整。但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各國不愿意失去他們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而其盟主美國迄今為止還想依靠在冷戰時期的盟友，來應對新興國家崛起帶來的挑戰。這就必然迫使新興國家另辟蹊徑。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何處去，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大時代面臨的根本課題。

那么在這個時代什么是大格局？我理解的大格局就是在目前的時代條件下，為實現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轉變而作出制度性的安排。

在中國目前的話語里，關于大格局經常聽到兩種不同的表述。第一個是所謂新型大國關系。什么是新型大國關系？最狹義的理解是，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與現有的超級大國美國的關系，也就是中美關系。比較廣義的理解是，新型大國關系不光是中美關系，也包括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比如到2050年七國集團中那幾個發展中大國。通過與這些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中國將建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同時將對整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中國關于大格局的第二個表述，是經常掛在嘴上的多極世界。這個“多極世界”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概念，用的不好可能會把中國引向歧途。如果多極世界是作為對目前國際體系中美國的領導力已經失靈這個現狀的描述，這可以，因為它是一個客觀事實。但要是作為一個中國認定的理想狀態去追求，那可不是什么大格局和大智慧，其結果可能會是災難性的。

瑪雅：為什么？

高柏：我看了許多關于冷戰起源的書，發現大國在看待國際秩序時是持一個世界的觀點還是兩個世界的觀點，對世界的命運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二戰期間，羅斯福對戰后設想的基本框架一直是一個世界。盡管丘吉爾為了英國的利益竭盡全力挑撥美國與蘇聯的關系，羅斯福始終不為所動，堅信自己可以與斯大林合作。美國與蘇聯的合作是他設想的戰后世界秩序的出發點。杜魯門接任總統后，兩個世界的觀點，即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觀點，逐漸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如果說喬治·凱南還只是把蘇聯當成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威脅，到了保羅·尼采就走到了極端，主張要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不計代價地對抗共產主義。這種世界觀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其結果不論是對世界還是對美國本身都有十分深刻的負面影響。

瑪雅：對中國來說，這段歷史有什么現實意義？

高柏：中國如果在國際上積極主張多極，就意味著把這個世界分成至少兩大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為首的另一個陣營。這必然意味著各極之間的沖突，甚至戰爭。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國有實力與美國主導的聯盟對抗嗎？不同于歷史上的大國更替，中國綜合國力的絕對增長與美國綜合國力的相對下降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美國只是在經濟實力方面相對下降，在軍事方面以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方面，中國與美國還相差甚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講多極、講對抗，并不明智。退一步說，如果這個世界真的變成多極了，中國能控制得了局面嗎？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之所以有今天是怎么來的。正是由毛時代的多極與對抗轉變為鄧時代的加入一極與合作，實行改革開放，加入全球生產分工和自由貿易，中國才有了今天的國力。

瑪雅：照你這么說，中國今天不應該講多極？

高柏：中國可以講多極，但應該是作為談判或者對沖的籌碼。如果美國主導的一極要把中國排除在外，那中國就被逼上梁山搞多極。但如果把多極當作自己的目標去追求，就會像當年冷戰時期一樣，把世界引向沖突和對抗。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重要任務是，不僅不讓自己走向對抗，還要通過對沖戰略，盡快讓美國也從冷戰的遺產中走出來，與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共同構建符合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實力對比的治理架構。

瑪雅：這是一個大課題，需要真正的大智慧。

高柏：什么是大智慧？在我看來，對中國而言，真正的大智慧就是依靠動態的對沖戰略處理新型大國關系，在一個正在出現多極趨勢的世界格局中以多極為談判籌碼和對沖手段，力爭維持一個統一的國際秩序，在維護世界和平和推動自由貿易的過程中，確立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與國力相應的領導地位。這意味著中國以一國之力，利用自己特殊的戰略地理優勢，在亞太地區和歐亞大陸同時推動自由貿易；利用兩者之間的戰略對沖，逐漸建立一個能夠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必須發揮領導力，促進歐亞大陸的自由貿易，同時推動美國走出冷戰思維，與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載于《決策與信息》2015年第4期，有刪節。此為全文，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獨家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