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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嚴格來說中國沒有中央地方關系問題，所謂央地關系的許多問題其實大多是偽問題，因為在中國，所有的權力全部歸屬中央。疫情爆發以來，表面看我們國家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圍繞疫情防控頒布各種條例和指導，但是由于疫情進入到了一種緊急狀態，權力實際上被不斷下沉到基層，表面看是層層加碼，實際上是權力層層下沉，因為只有加碼才有權。這是對國家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設的損害，當然也是對社會良性運行的損害。

這次疫情尤其是最后一個階段，廣大群眾對基層組織管控方式有較大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中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還有我們城市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其實是中國的準第六級政府，中國從82憲法一直到現在，幾次修改憲法，都沒有把執法權交給他們，就是因為這一級政府的素質和能力相對比較層次不齊，執法權下沉之后會帶來很多問題。

醫護人員和志愿者們在凜冽的寒風中持續工作。新華社記者李昂 攝

現在，隨著我們對防疫政策做出調整，這些問題目前來講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需要關注的就是在正常的狀態下，重塑國家正當的、常態化的權力運行，重點是恢復國家大一統權威和政治功能，徹底消除三年來部分領域權力下沉分散、各行其是、管理混亂的狀態，促進中央地方關系、國家和市場社會關系以及國家法制建設良性健康發展。

具體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個在國家建設中間，以中央責任為主，以地方責任為輔，央地協同推動公共衛生兜底工作。成體量的發熱門診或發熱醫院的建設，醫護人員整體力量的建設，分級診療的推進，公民健康觀的培養等等工作，可能還是需要中央來牽頭推進，提供指導。

第二個是經濟恢復，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管理權都在中央政府，無一例外，現在中央通過各方面的手段出臺了一些有效的激勵措施，已經激發了非常好的市場反應和良好預期。地方政府當然對此也負有責任，但更多還是中央要拿出足夠有效的宏觀政策。

第三個就是繼續推進全國大市場體系建設，實際上疫情過程中，由于權力下沉層層加碼，實際上強化了地區自主性和地區壁壘。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八十九條以及第一百條都清楚寫明，地方立法和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都不得同憲法、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相抵觸，強調中央高于地方原則。過去三年，產生了大量地方性法規、決定和命令，這些東西破壞了大一統的原則，不利于全國市場。

尤其是通過這次疫情，地方掌握著大規模搜集到的基礎數據、人員數據、交通數據，地方健康碼之類的東西還造成了嚴重的“信息繭房”“各自為政”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看到12月份以來，伴隨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包括交通運輸部在內的中央多個部門下達政令，消除跨區域人員查驗核酸、健康碼和“落地檢”要求，推動全國交通運輸一體化。

第四個是公共服務的恢復。過去三年疫情的沖擊導致大量的公共服務事實上已經癱瘓了，我覺得現在已經是個時機有序地去恢復這些公共服務，比如學校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例如許多城市地區的幼兒園，2022年以來基本就沒有開過課。中學線上教育帶來的問題也愈加顯現。如果疫情再出現高峰期，學校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這方面需要形成一些工作指導。另外還有許多城市的公園，到現在還在封閉不開。我覺得只有中央政府實現責任兜底，地方才能放開手腳承擔責任，積極恢復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務。

第五個是法治建設，緊急狀態下對法治體系的破壞是驚人的。這不能完全理解為是人為造成的，而是因為這種狀態本身必然會帶來管治權下沉，管治權下沉就是政治上的“封建”狀態，必然破壞統一的政令和法治。這一次疫情過后，實際上我覺得要對于地方做出的不符合中央要求的規章立法，進行集中的檢討和處理。這對于國家能力的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我們不能說國家退出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這不符合實際，應該說現在這個情況實際上是從國家一元化主導防控的緊急狀態轉入了一個全民防護的狀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有群眾的自治組織，再加上社區、單位、家庭，大家一起來轉化到一種常態化的防護之中，多元主導，各盡其力。

觀察者網：全民防護的狀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但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可能已經習慣了大政府的大包大攬。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也要轉變以往對大政府的思維模式，重新認識新冠疫情后的政府職責？現在，經常聽到的說法是“國家管了我們三年，現在不管了”。其實“管”這種說法就特別有中國特色，政府就類似于一個大家長的角色。當然從政府職責的角度來講，保護公民生命健康、提供基本的醫療救助也是其職責之一。面對大型傳染病，政府職責有沒有邊界，邊界在哪里？

夫梓：我剛才已經說了，國家絕對沒有“躺平”，從中央一直到地方，都在積極調整政策，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實際需求的政策。在功能方面，政府一直在監測重癥率、病亡率情況并加強對特定老年群體的健康監測和服務指導，國家也在督促全國公立醫院兜底，確保醫療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線。最近對一些國際原研藥的引入，雖然帶來一定爭議，但對特定群體救治肯定是有益無害的，這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前段時間個別地區的醫院內部有床位但是不敢收治病人，加劇了醫療救治資源的緊張，國家衛健委注意到這種情況及時進行了糾偏，例如規定不以基礎病病亡人數評估問責醫院，目的是讓這些三級醫院更好承擔責任。

當然，對于個人來講，大環境確實變了，這一輪疫情過后全社會大概率會恢復正常運行，但是疫情因素又不會徹底消失，因此只能走向全民防護狀態，每個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選擇。但是，“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并不是說只有自己是唯一責任人，單位、社區、政府就不管了。

觀察者網：正如剛才提到的，放松管控后，一些民眾比較擔憂生命健康沒有保障。面對當下輿論呈現的焦慮情緒，該如何做好引導？

夫梓：這段時間以來，各大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專家的及時科普，使得公眾對于奧密克戎的認識逐步加深，也逐漸了解了該如何去應對這一傳染病。雖然這一波疫情大家有超出預期的體感，但是隨著感染波峰的跨越，全國多省已經在逐漸恢復正常社會秩序了，像北京從這周開始堵車了。應該說，焦慮的情緒總體上在逐步緩和。

但不同區域、不同年齡群體甚至不同社會階層對此的感知肯定是不同的。像大規模的靈活就業群體，他們這一感染就影響工作、影響生計，焦慮情緒可想而知。再比如一些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可能也會比較焦慮，還有對于幼兒感染的擔憂也是普遍的。

緩解民眾的焦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實事求是的信息源，國家要加強對疫情發展的及時監測，尤其是對國內毒株發展變異的情況給出令公眾信服的信息，使公眾對病毒傳播重病率大概率轉弱的趨勢有穩定預期，如果有小概率情況，也要有心理準備；二是強化基礎儲備和兜底能力，利用當前窗口期加快感染病例分級分類救治，加強縣級以下基層醫療救治能力，補齊各方面制度短板，優化救治的科學流程，針對欠發達地區加快建設基層發熱門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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