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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二十條、新十條的出臺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被調整為“乙類乙管”，國內疫情迎來一波高峰，也引發了輿論頗多爭議。

開弓沒有回頭箭，如何認識近期的政策調整？面對如此規模的傳染病，該如何理解政府的責任邊界？回顧三年抗疫，可以總結哪些治理經驗？隨著新冠感染被劃為“乙類乙管”，我們該如何統籌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

圍繞相關問題，政治學者夫梓作出如下解讀：

觀察者網：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隨著各方面形勢變化，各地均對防控措施做出了調整。12月26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了《關于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的總體方案》，為平穩有序走出疫情指明了方向。而面對仍在肆虐的疫情，網絡上也出現了不少擔憂的聲音，認為現在是不是要徹底“躺平”、“放任不管”。您覺得該如何認識近期的政策變化？

夫梓：面對疫情，每個人由于個人立場、價值判斷的差異，做出的選擇不同，有人主張放開，有人主張清零，這是正常現象。在逐步放開之后，出現了一些超預期的情況，老年群體為這項政策付出了相對其他群體更高的風險成本。但是總的來看，各級地方政府并沒有完全“躺平”，而是正在逐步提高應對能力，通過一切手段千方百計降低重癥率和病亡率。

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是一個自然的和必然的過程，因為前期從全球情況來看，其致死率和引發的重癥率確實已經發生重要變化，這對公共政策有直接影響，這種情況下不調整就變成刻舟求劍了；但另一方面政策調整也是抉擇的結果，如此重大的決策關鍵時候需要有人拍板。對于國家來說，在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只能以“功效原則”為依據，如果你身處決策位置就會發現其實很難被某種特定價值捆綁，更多的還是要看形勢和成本。

國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們的制度資源和財政能力都是有限的，病毒是自然現象，它并不懼怕權力，如果所有防控力量加總都無法應對，這就已經是超負荷危機了，只能調整政策。當沒有足夠多的能力支付這個代價時，如何衡量眼下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如何保障并增加社會效益和人民幸福的總體程度，最后只能是權衡利弊，做出一個總體制度效能最大的決策。

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善于“十個手指彈鋼琴”，也就是說一個階段性內可以有政策的優先和重點，但是你做不到持續數年堅持一項工作是壓倒性的，而且不惜以其他一切領域的犧牲為代價。實際上，在12月份疫情政策調整之前，問題始終是存在的。地方經濟的發展、財政的可持續性、社會的穩定、市場的繁榮、畢業生的就業、孩子的正常教育……等等因素實際上已經逐漸進入到令各級決策者焦慮的狀態，決策者最終需要去權衡并做出一個選擇。

抗疫三年，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新華社資料圖

現在總體的大趨勢就是從國家強勢主導的動態清零模式，逐步過渡到國家、社會、市場、社區、家庭和個人多方參與的常態化防護上來。當然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平穩有序的過渡，盡快緩解眼下“放開”帶來的大規模感染的陣痛。

當前工作的重點很清晰，就是千方百計全力降低重癥率、病亡率。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和地方要一起努力，形成一些工作機制。不能像前期防控政策那樣“從上到下”垂直指導，指導不宜過于具體，束縛住地方手腳，應該是中央提出一些原則性要求，讓地方想方設法調動自己的資源各自解決自己的問題。

之所以這樣，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區之間有著不同的財政能力和醫療服務供給水平，不同地方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不一致的。我注意到，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等地的救治政策模式還是有一些不同，體現了因地制宜動態調整的要求。

根據國家衛健委的報告，截止到目前為止，從全國范圍內來看第一波感染最高峰未現大面積重癥死亡。確實目前許多發達地區形勢總體平穩，醫療服務供給總體有序，但是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隨著感染人群向廣大農村地區蔓延，馬上又要趕上年終歲末的返鄉春運人口大流動的高峰，農村地區面臨的挑戰可想而知。而這里，醫療服務供給和救治能力下降的問題又十分突出，所以我們應該要有底線思維，盡量降低可能出現的更大社會風險和更高社會成本。

12月27日，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發熱門診，醫護人員為前來就診的患者輸液。中國日報記者 王敬 攝

目前在控制重癥率、病亡率方面有幾個工作是必須做的，一是持續加強對重癥率、病亡率的監測，尤其是對患有基礎性疾病的老年群體的健康監測和服務指導，始終繃緊這根弦；二是督促全國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級醫院兜住醫療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線；三是竭盡全力加強廣大基層和鄉村地區醫療衛生機構的發熱門診建設，提高基層接診轉診能力；四是發揮好互聯網醫院及遠程醫療平臺開展線上服務的補充作用。

觀察者網：在此前的防疫過程中，某些地區出現的層層加碼、過度防疫等問題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而本輪防控政策調整也從回應這些問題開始，做出了一系列優化、調整。從國家能力和制度建設的角度，回顧三年抗疫，可以總結哪些經驗？隨著新冠感染被劃為“乙類乙管”，我們該如何統籌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

夫梓：如果要立足于國家能力的角度討論這次疫情的長期政治影響是什么，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它有沒有破壞中國民主集中制的總體原則，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央領導的大一統的制度。

疫情這三年，很多人認為國家的權力大幅增長，國家對公民信息的獲取能力大幅提高，甚至也有人認為過去三年是一種極端管控狀態，但實際上我覺得可能不能籠統地這么說。

因為這三年其實在很多時候屬于一種緊急狀態。國家宣布緊急狀態后，其權力不一定是增長了，反而可能是被變相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