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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現如今在超級英雄題材的影視作品中流傳的“富人靠科技，窮人靠變異”的段子不同，早年間的競技體育的版本答案是“富人靠金錢，窮人靠科技”。富有的業余運動員可以靠一擲千金和疏通人脈獲得更好的后勤保障和訓練指導，而對于需要靠比賽來養家糊口的職業運動員來說，通過藥物手段來提高運動表現則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1938年出臺的國際奧委會公告這樣寫道：“任何形式的藥物和人工興奮劑的使用，都必須接受最強烈的譴責，任何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接受或提供興奮劑，都不應該被允許參加業余體育比賽或奧運會。”

當時起草這份公告的人無法預測，模糊的行文為日后反興奮劑事業的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埋下了重要隱患：如何定義興奮劑？誰掌握興奮劑的定義權？以及在無意攝入興奮劑和有意攝入興奮劑是否可以一概而論？

無論如何，“純潔體育”的概念在這一刻終于被人為生產了出來，西方社會常見的敘事中，“人造”和“天然”的二元對立在這一刻循著古老的軌跡得以彰顯。愛普莉爾·亨寧和保羅·迪米奧在《興奮劑，現代體育的光與影中》這樣評價：“職業運動員的出現，本身就是對業余主義精神的一種威脅，當然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種擔憂，擔心職業體育可能會壓倒和摧毀業余體育及上層階級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

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際奧委會才放棄了禁止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規定。這才一次印證，興奮劑禁令和體育精神的強制性道德綁定，并非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興奮劑的含義是帶有社會色彩的，在當時，它反映的是業余和職業這兩種觀點之間的權力之爭，演變至今日，成為了以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兩者的興奮劑檢測和判決主導權之爭。

隨著二戰之后大批退伍軍人返回學校，自此安非他命等藥物開始在職業運動員和大學生運動員中流行起來。高中運動員和學校教練因而也受到影響，英國體育界知名人士阿瑟·戈爾德就曾指責美國的體育環境助長了興奮劑的使用。

1945年，每天約有200萬片安非他命被公開出售，在全民嗑藥的大背景下，運動員尋求使用同樣的方法來緩解運動疲勞也在情理之中。直到一英里跑的記錄被打破可能源于藥物作用的傳聞甚囂塵上，公眾才將“使用藥物”和“作弊”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為后來反興奮劑政策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此時的興奮劑已經流入了各個體育分項，參加過1948年和1952年奧運會的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朱迪-喬伊·戴維斯就說過：“我們的一些游泳冠軍勇敢地承認了他們服用興奮劑，來幫助自己打破紀錄。”

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朱迪-喬伊·戴維斯曾在1948年奧運會獲女子100米仰泳銅牌 澳大利亞體育名人堂

類固醇的出現也是興奮劑的含有帶有社會色彩（甚至政治色彩）的一大佐證。二戰結束后，美國和蘇聯在舉重項目上的競爭進行得如火如荼，毫無疑問這是受到了冷戰的影響。美國舉重隊的隊醫約翰·齊格勒在維也納的一次外出就餐中，意外從一名蘇聯醫生的口中得知蘇聯的舉重同行都在使用睪酮來運動表現，他的第一反應并不是這是違反體育規則的行為必須要向媒體和賽事組委會舉報，而是積極收集競爭對手的信息，和制藥公司合作，將合成代謝雄激素類固醇推向美國市場。

得益于制藥巨頭們的精明頭腦，汽巴制藥公司與1955年研發出了“大力補”，一種去氫甲睪酮，1958年開始向公眾銷售。如今，該藥被世界很多國家的藥物法和刑法管制，但它的生產一直持續到今天，私下的使用始終無法被徹底根除。

沒有行之有效的檢測手段，類固醇開始在各項體育賽事中泛濫成災，在至今那些被人津津樂道的有關興奮劑使用的丑聞中，民主德國的故事似乎總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時至今日還常被某些西方媒體拿來攻擊社會主義國家舉國服藥系統性掩蓋的例證。

首先必須要明確的一點是，運動員大量使用類固醇藥物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并非民主德國，又或是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獨有，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英國力量型運動員在備戰1966年英聯邦運動會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些人的協助”，在他們的訓練方案中就包括了類固醇的使用；美國更不必多說，作為“力量補”的國度，吉博爾特在《體育用藥：世界性的問題》一文中就寫道：“人們對激素的信仰甚至達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球探會向大學生運動員提供這種藥物，而大學體育招生人員則會向高中運動員提供這種藥物。”

唯一的區別在于，民主德國的運動員可以通過全民醫療的體系拿到這些藥物，并且使用劑量和使用效果都有詳細記錄，而歐美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就得自掏腰包購買。柏林墻倒塌后，很多用藥文件流向國外，并被完整公開。

作為美國舉重隊的一員，肯·帕特拉曾在197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他個人對類固醇的使用，他說他和他蘇聯老對手的區別在于能花多少錢在類固醇上。他后來沒有參加那屆比賽，不過他也并未因為自己公開服藥的事而被美國的體育官員們找上門來。

肯·怕特拉在離開舉重賽場后，投身于職業摔跤運動 WWE官網

盡管在1938年的公告中國際奧委會就表達了反對在比賽中使用藥物的立場，但檢測技術的滯后使得賽事組委會對違禁藥物的管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只是一紙空文。60-70年代的藥物濫用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國際奧委會不得不指示成立負責反興奮劑工作的專門委員會。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自此，興奮劑的風評迎來了一百八十度的扭轉。1955年，第一次地方性質的反興奮的藥物檢測在意大利進行，1962年意大利運動醫學聯合會給出了使用興奮劑的正式定義。這一定義后來對第一個國際通行的興奮劑定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任何方式給健康狀況良好的個人服用外來物質或者數量巨大的影響生理功能的物質，并且以人為的和不公平的方式提高個人在體育比賽中的成績為唯一目的。”

該定義是在歐洲委員會上被提出的，有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在某種強烈的使命感催化下，這份報告的幾個作者放出豪言：“那些在道德上負有責任的人們對此都應該積極響應；如果他們無動于衷，就等同于對人類犯罪。”

時至今日，我們仍不知道參與撰寫這份大會報告的人都有誰，他們是何身份，來自哪里。但這種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粗暴論斷無疑對后世的反興奮劑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最顯而易見的案例便是我們總能從時不時地從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趾高氣揚的苛責他國運動員無心之失的言辭中窺見這種風氣的傳承，當道德被無限制拔高，最終就會淪為特權者用于打壓他人的利器。

像極了政治正確在當下社會中的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