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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冬曉】

7月24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142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議會上，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席維托爾德·班卡發表演講，特別提及了此前被西方媒體反復炒作的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無過錯污染案”的問題。

維托爾德·班卡在演講中再一次強調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立場，獨立檢察官埃里克·科迪爾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立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沒有偏袒，他們根據證據作出的不上訴的決定是完全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演講中，維托爾德·班卡對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指責其是在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的誹謗性指控加倍下注，這極大地損害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以及運動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全球反興奮劑體系中的信任和信心。

盡管近些年來圍繞誰來主導反興奮劑議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爆發過多次沖突，但像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無過錯污染案這樣鬧得劍拔弩張，甚至在魚死網破邊緣徘徊的場合，還是屈指可數。

另外一個引起注意的細節是，同樣在這次會議上，國際奧委會成員投票決定授予美國猶他州的鹽湖城2034年冬奧會和冬季殘奧會的主辦權。而相關主辦方協議的修正案包括了組織者必須承諾支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統一的全球反興奮劑體系。

該條款明確規定：“如果在反興奮劑斗爭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最高權威沒有得到充分尊重，或者《世界反興奮劑準則》的實施受到阻礙或破壞，那么鹽湖城2023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可以被終止。”

這話簡單地翻譯一下大概等同于，如果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試圖通過攻擊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的無過錯污染案的調查結果來詆毀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權威，從而達到重起爐灶的目的，那么就不要怪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采取行動，剝奪美國地方城市申辦奧運會的權力了。

至此，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輿論斗爭中，終于取得了切實的勝利。

之所以能夠通過卡死奧運會主辦權來反制美國施展輿論大法搶奪反興奮劑工作主導地位的意圖，其根本在于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建立與現代奧運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人類對于興奮劑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極其漫長和波折的過程，“純潔體育”“零容忍”等“共識”也是在這一過程之中逐漸被提出成為被世人廣泛接受的“真理”，而不是一蹴而就。

1904年和1908年奧運會的馬拉松比賽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使用藥物的記錄，盡管在19世紀末，就已經存在自行車手服用興奮劑的例子。可卡因隨處可得，運動員們很輕易就能從藥店里買到，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曾在頂尖自行車手身上做過實驗，并得出結論可樂果是一種“功能強大的資源?！?

1904年奧運會馬拉松比賽現場照 密蘇里歷史博物館

1906年提交給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的一項科學研究得出結論，“的士寧”對減輕疲勞非常有效，1908年《生理學》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更為詳細地描述，口服幾毫克的“的士寧”就能提高“肌肉的活動能力”。

身為奧運官方作者的查爾斯·盧卡斯正是1904年馬拉松冠軍托馬斯·西科斯的教練，他曾經坦言，使用“的士寧”幫助西科斯贏得了比賽，正是因為使用了“的士寧”西科斯的身體才能一直處于機械運動的狀態，這場比賽證明了藥物對運動員大有裨益，這是科學在體育中的應用。

“西科斯作為一名美國運動員，他為美國贏得了史無前例的榮譽?！北R卡斯如此宣稱。

1908年，國際奧委會為倫敦奧運會制定了一項新規，這項新規只適用于馬拉松比賽，如果任何人有使用任何藥物都將被取消比賽資格，不過該規定只是一紙空文，囿于彼時的科學技術，賽事組委會無法對藥物進行檢測。很多運動員仍在暗地里服用“的士寧”，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意大利選手多蘭多·皮特里，他在進入比賽終點的體育場后由于藥物作用，頭暈目眩，竟然跑錯了方向。盡管他花了10分鐘才跑完最后的350米，但現場的上萬名觀眾還是為他送上了歡呼和掌聲。賽后，這一行為被判為犯規，金牌頒發給了美國人強尼·海耶斯。

多蘭多·皮特里在1908年奧運會馬拉松比賽中撞線瞬間 衛報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的體育競賽中，使用興奮劑并算不上什么大問題，至少是道德上的大問題，在皮特里的冠軍頭銜被剝奪后，一眾社會名流爭先站出來為他辯護。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寫道：“沒人否認，皮特里才是這場比賽道德上的贏家。”《福爾摩斯》的作者亞瑟·柯南道爾也在報紙上仗義執言，說我們應該以某種方式予以皮特里應得的榮譽，后來他甚至親自為皮特里籌款幫助他在家鄉開了一家面包店。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上都沒有形成主流輿論，認為服用藥物參加競技比賽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相反，人們對于如何通過藥物提高人類的生理機能反而越來越感興趣。于是我們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五花八門的“提神藥”被各國的科學工作者開發出來，并送到前線給士兵服用。

此后，職業運動員開始慢慢占據競技體育的舞臺，從這點來看，職業運動員的興起與“科學制造業”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關。

阿森納的足球經理奈森在1948年出版的自傳中就記錄過自己在同埃弗頓的足總杯比賽中給隊員服用“活力丸”的故事，十年之后，在賽事中使用安非他命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歷史學家約翰·格里夫斯和馬修·盧埃林曾對20世紀初的興奮劑使用情況做過回顧：“世紀之交的職業體育對興奮劑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工薪階層的職業體育人士和紳士階層的業余體育人士是分開的，這種事實上的按社會階層劃分的體育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允許職業運動員可以自由地使用興奮劑，而不受業余運動所謂的“道德規范”的約束。”

對處于社會底層的職業運動員而言，體育是一種謀生手段，為了利用體育運動達到該目的，他們的做法就無法符合上層人士關于體育需要遵守道德規范的理念。

1928年西格弗里德·艾德斯特隆正式領導反興奮劑工作開始，他于1920年首次在國際奧委會任職，1931年成為了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業余運動員出身的他自然對職業運動員熱衷使用興奮劑提高自身運動表現的行為感到不滿，在國際業余田徑聯合會（于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期間成立，以下簡稱國際田聯）當選主席后，1928年加強了業余體育主義的立場，正式規定出場運動員不能獲得比賽獎金和出場費。與此同時，它的執行理事會提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禁止使用興奮劑的組織規則。

由于西格弗里德·艾斯德特隆在國際田聯和國際奧委會任職的雙重身份，這一禁止使用興奮劑的組織規則的出臺也巧妙地影響到了國際奧委會的立場。十年后，1938年國際奧委會正式表明了立場，反對使用興奮劑，此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是比利時貴族亨利·德·巴耶-拉圖，而他以致力于保護體育業余主義的理念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