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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時代還是扭曲時代？

通過作品來表達自己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屬于藝術創作者的基本操作，較為容易被大眾接受，比如鮑勃·迪倫的《Blowin' In The Wind》表達的是反對戰爭，邁克爾·杰克遜的《Black Or White》表達的是反對種族歧視。而直接在公眾面前發聲，鼓動粉絲去為特定的候選人投票則屬于非常赤裸的政治行為，極易引發強烈的社會爭議。

1990年，麥當娜為了表達自己對克林頓的支持，就拍攝過一支鼓動年輕人去投票的宣傳短片，她穿著三點式內衣，身上披著一面美國國旗，嬉笑著和另外兩名穿著緊身衣的黑人男性（從外貌特征上看，有極大的概率是性少數群體）高喊著：“快滾去投票，不然我就要踹你們的屁股了。”

（麥當娜拍攝的短片截圖）

2018年，特朗普執政任期內舉行中期選舉的一年，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因其政治性言論在美國政壇丟下驚天炸彈的一年。

彼時，瑪莎·布萊克伯恩正在田納西州與民主黨候選人就參議院的席位展開激烈爭奪——她是一位非常強硬且激進的保守派共和黨人，與特朗普關系密切，對女性權益毫不感冒，并主張采取更有力的手腕來處理移民問題。在同年拍攝的泰勒·斯威夫特的紀錄電影《美國小姐》中，泰勒·斯威夫特憤怒地將瑪莎·布萊克伯恩稱為“一個女版特朗普”。

“我們必須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如果他沒贏，那我至少嘗試過了，”泰勒·斯威夫特淚眼婆娑地在紀錄片中面對不贊同自己公開反對瑪莎·布萊克伯恩的父親這樣說，“這是一件大事，她投票反對女性獲得公平報酬，她投票反對重新授權《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法案》。她認為如果你們是同性戀，甚至看起來像是同性戀，餐館就有權把你們趕出去，這真的就是基本人權，在這一點上就是是非對錯。”

“我看到她隱藏在田納西州基督教價值觀這樣的話后面，這些不是田納西州基督教價值觀，我住在田納西州，我是基督教徒，我們不支持這種觀點。”

自我認同為田納西人，出生在賓夕法尼亞，現居紐約的泰勒·斯威夫特，對田納西選民的政治傾向的洞察并不如她在音樂上那么敏銳。作為鐵桿紅州的田納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領先優勢從2004年就開始一路高歌猛進，從14%到15%再到21%，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那一年，他甚至在田納西贏了希拉里27%。

美國底層保守主義思潮的回溯的責任，絕對不是一個“騙子”特朗普就能承擔的。

由此，泰勒·斯威夫特和瑪莎·布萊克伯恩的戰爭拉開了序幕，她不僅在社交平臺的賬號上撰寫推文鼓動粉絲去投票，還積極地用音樂來傳達對現任特朗普政府的不滿。在這一時期，她創作了兩首政治意味濃厚的歌曲，一首叫《Only The Young》，歌詞討論了校園槍擊案、特朗普和干預選舉等問題，贊美年輕人擁有的朝氣活力和改變世界的力量；一首叫《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借用一對情侶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她對美國政壇現狀的幻滅。

（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臺上高調為另一位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候選人拉票）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在泰勒·斯威夫特強有力的號召下，僅一天當地就新增了萬名注冊選民，這一數字創下歷史新高。人們不由感嘆她身上所蘊含的強大號召力，不僅在流行音樂市場上空前絕后，恐怕在政治博弈中也不容小覷。

面對媒體關于泰勒·斯威夫特公開號召粉絲給本黨對頭投票有何感想的提問，特朗普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調侃：“我對她的喜愛減少了25%。”早先，特朗普本人對泰勒·斯威夫特一直是較為欣賞的態度，他曾于2012年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贊揚她專注創作，不像其他音樂表演家一樣借助自身在粉絲群體內的影響力，擾亂政治議程。

（贏得田納西州參議員選舉的瑪莎·布萊克伯恩 圖源：《每日電訊報》）

盡管有年輕選民們的支持，但泰勒·斯威夫特和她的追隨者在同共和黨人的這場競選大戰中還是敗下陣來。不過她并未就此停止對美國政治的參與，相反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在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泰勒·斯威夫特再一次站出來鼓勵粉絲去為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投票，并在大選開始后將自己創作的歌曲《Only The Young》送給拜登跟哈里斯，授權他們可以在競選中使用該曲宣傳。

有趣的是，《Only The Young》雖然誕生于專輯《Lover》的制作時期，卻并未被泰勒·斯威夫特收入該專輯，她曾經對此做出解釋，是她自己做主把這支曲子從專輯里拿掉的，因為這是一支為她的紀錄片《美國小姐》所做的主題曲。

隨著美國政府完成換屆，特朗普黯然下臺，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的表達欲似乎也跟著一去不復返，在已經完成的2022年中期選舉和正在進行的2024年總統大選中，目前她并未再就任何投票話題在社交平臺上發表任何言論。期間，她只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美國女性墮胎權益遭到極大破壞那日，轉發了米歇爾·奧巴馬的聲明，并表達了擔憂；以及在跨性別和同性戀權利將要通過參議院投票時，表達了自己的支持。

盡管一年多來，泰勒·斯威夫特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全球巡演和專輯制作的工作上，但以福克斯電視臺為主陣地的保守派媒體，并沒有因為她近期在政治議題上的“不作為”姿態而對她有所松懈。

當泰勒·斯威夫特和身為橄欖球運動員的新男友，堪薩斯城酋長隊的特拉維斯·凱爾西雙雙現身超級碗賽場時，右翼媒體的支持者們便開始像往常一樣，不遺余力地散播起陰謀論，指責她通過找尋一個橄欖球明星當男朋友的方式，染指美國人民最鐘愛的橄欖球運動，意圖通過對保守派宣傳陣地的滲透，傳達她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政治主張。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正是由于泰勒·斯威夫特的加入，今年超級碗的收視較往年相比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狂飆。是“美國春晚”在蹭泰勒·斯威夫特，而不是相反。大眾媒介里的流行文化對傳統體育此類保守派心中精神圖騰造成的直接沖擊，竟然是以如此方式完成的。

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議題上的姿態，永遠都可以用“精致的優雅”來形容。她宣稱自己關心性少數群體的權益、女性平權、反對種族歧視，并用創作的筆刷把這些議題融進自己的旋律之中，看似頗具先鋒意識，然而，這類主張在美國輿論場里屬于左翼們老生常談的安全牌，絕對的政治正確，尖銳性的缺失使它們大多數時候，更像是人們用于標榜自己政治身份的時尚單品。

真正會對美國價值觀造成沖擊的議題，對內如制度性貧困，對外如巴以沖突，是不會在西方文藝圈中得到廣泛曝光和討論的。藝術創作者們無傷大雅的小脾氣可以被主流文化容忍接納，當做某種縱容和調劑，但對現行權威體制的刨墳行徑，絕不可以被放在臺面上言說。

身為泰勒·斯威夫特圈內好友、同樣是知名歌手的賽琳娜·戈麥斯，就曾在巴以沖突爆發后于社交平臺發言：“人們遭受的折磨和殺害，或對任何一個群體的任何仇恨行為都是可怕的。我們需要保護所有人，特別是兒童，永遠停止暴力。我希望我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是一個帖子不會”。然而，在被外界解讀為是為巴勒斯坦發聲后，她隨即又點贊了艾米·舒默支持以色列言論，沒多久就徹底在外網翻了車，只得將賬號關停。

此類危險不會是中產家庭出身的泰勒·斯威夫特樂意看到的，因而她的作品中充斥著微妙的違和感，一方面她在竭力宣傳愛、平等與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她又對殘酷的、更為深遠的社會議題當作無事發生，她在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中都選擇了默不作聲，同樣對于近兩年發生在美國各地日益嚴峻的移民問題選擇了視而不見。

即便是真情實感地抨擊美國現有政治體制的混亂和撕裂，泰勒·斯威夫特的落腳點仍然跳脫不出粗暴的二元對立論。現狀很糟，沒錯，這都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只要把這個“獨裁者”和他的支持者趕下臺，那么美國社會泥濘不堪的現狀就會迎刃而解。

鄉村音樂歌手時期鍛煉出的謹慎，仍然在泰勒·斯威夫特的為人處世中有跡可循，就像貧窮等美國社會的核心議題在她音樂中缺位一樣，她在《The Man》中奮力批判父權制度對女性壓迫，嘲諷似的唱到如果我是個男人我會更快取得成功，卻幾乎無視了對底層女性自上而下造成的迫害，貧窮真正的根源，才是大多數人無法突破玻璃天花板的主因。

從小就擁有良好教育資源的泰勒·斯威夫特，自然無法體會到更為下層的艱難，在她“憑借個人努力”成為鄉村音樂明日之星時，還有多少同樣對音樂感興趣的姑娘根本買不起一把吉他。根據紐約市政府官方公布的數據，在泰勒·斯威夫特盛贊的滿是夢想和希望的紐約城，有60萬的孩童正處于饑餓狀態。

一個典型的畫面表達就是在泰勒·斯威夫特自拍自導的音樂MV《The Man》中，由她扮演的男主角傲慢無理地坐在擠擠挨挨的地鐵上，她雙腿大開，一邊無視著身邊的其他乘客厭惡的眼神，一邊抽著自顧自地抽著雪茄吞云吐霧，甚至在到站下車后，還如入無人之境地對著地鐵站的墻壁隨意撒尿。

（《The Man》的MV截圖）

看似嘲諷拉滿，然而問題在于，一個掌握了社會上層資源，能開游艇出海，參加慈善網球賽的精英男性，日常通勤會搭乘以管理混亂、環境骯臟著稱的紐約地鐵嗎？頗有網文女頻小說中，霸道總裁穿著由仆人熨帖妥當的西裝三件套還要在早上擠公交的違和感。

這種倒置的“農民幻想著皇帝用金鋤頭種地”的滑稽橋段，暴露出的正是占據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城市中產在嚴肅社會議題上同底層人民的割裂，正如泰勒·斯威夫特本人2011年12月在對公告牌對話中所說的，“我從來沒有在鄉村音樂中感到任何針對女性的歧視，因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它對我產生影響。”她默認了這種不公的必然，“我的理念一直都是如果你想和男人們同臺競技，你就得像他們一樣努力。”

即便在遭受性騷擾后，泰勒·斯威夫特對于職場女性所身處的困境有了更為具體的感悟，但這種感悟依舊是漂浮的，不依托于具體的生活場景而存在，因此為了向歌迷傳達更廣泛的真實，她不得不將自己生活體驗中高度濃縮的精英化形象，放置在她認為的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活場景之中。

如今，隨著美國2024年大選拉開序幕，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再度卷土重來。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風向素來敏銳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已經先知先覺地成全了《奧本海默》在榮譽上的圓滿，新自由主義在文化圈層泛起的浪涌，終究要為現實中的生存問題而落腳。

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這背后折射出現實是，隨著美國綜合國力的衰落，以其為首的西方主流文化急需一個正面的，在內心深處仍然對這套價值觀篤信的偶像，為其搖旗吶喊。

這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