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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資虧錢，政府最高承擔40%；賺了錢，政府一分不要”。最近，深圳市拿出100億給風投兜底，重新定義了中國政府的經濟角色。

當中國人終于站到了頂級科技強國的門檻邊上，對風投的重視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說到風投對高科技產業的促進作用，就一定繞不開美國和硅谷。正如中信出版社的新書《風投》開篇所言，“風投基本上是美國的發明”。

作為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創新的中心，硅谷究竟做對了什么，對中國有哪些借鑒意義？政府在風投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下面這段書摘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作者指出，在硅谷和更廣泛的風投行業的歷史上，政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盡管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一方面，美國政府用大量的軍工訂單刺激著前沿科技的進步，另一方面，硅谷引以為傲的創業環境、勞動者待遇和移民政策，也離不開政府和法律的保障。

同時，作者提醒道，硅谷絕不是其它國家必須永遠尊崇的樣板，中國政府不需要復制美國模式也在取得巨大成功。

（本書作者為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湯姆·尼古拉斯，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翻譯，摘編時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添加）

在 1977 年關于修改養老基金投資規則的國會證詞中，戴維·摩根泰勒對風投行業及其發展發表了深刻的洞見，他提出風投的發展應該被置于更廣闊的經濟背景下考慮。他認為，投資機會往往“出現在大學和研究中心周圍”，因此，“當我們的國家未能跟進研發活動，特別是未能獲得聯邦資金支持時，風投家總會感到擔憂”。

與摩根泰勒的講話一脈相承的是，任何對美國風投行業歷史的記錄，如果不強調硅谷和美國政府在其崛起中所發揮的強大而廣泛的作用，都將是不完整的。目前，硅谷擁有美國絕大多數的風投基金，同時是大多數風投行業龍頭的所在地。然而，一個半世紀以前，我們現在所知的硅谷地區還是一片橘林、野花和農田，距離仙童半導體公關人員唐·霍夫勒在1971 年《電子新聞》發表的系列文章中稱之為“硅谷”的地方還差得很遠。

現在俗稱的“硅谷”是指舊金山海灣一片橫跨五大郡縣的區域，其成功的種子在 19 世紀末就已種下。其與風投相關的擴張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三個主要因素的交匯：大學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政府軍費開支對高科技的推動，還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氣候。強大的創新集群的形成創造了對風險資本的需求，以資助尚未成功的人、技術和產品。

“硅谷之父”

為了說明大學對于硅谷的重要作用，我們有必要把時間往回推，詳述一下“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學前副校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貢獻。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1922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利用 3 年時間從 MIT 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在這些崗位上，他通過將科學與工程相結合，把學術界和當地公司聯系在一起，制定了實現學術和實踐雙豐收的戰略。特曼經常被認為是硅谷演變過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學的行動并非沒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勵企業家參觀校園，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學當時拮據的財務狀況。但至關重要的是，他將資金籌集的需求與有效的大學戰略相結合。

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學應該擁有授予其研究人員的任何專利獲得了大學董事會的同意。這非常重要，因為特曼堅信可以通過提供和分享空間實現大學與工業界的聯系。

那一年，拉塞爾·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實驗室，在那里他們開始了聯合工作，工作成果后來成為雷達技術的基礎。一起工作的還有他們的學術伙伴威廉·漢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學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親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斯坦福大學提供空間和實驗室用品并獲得專利許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調管真空管專利，該專利用來產生用于機載雷達探測技術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學孵化了 20 世紀舉足輕重的創新，并由此獲得了大約 200萬美元（約合今天的 1 800 萬美元）的特許權使用費。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作為強調拉近學術界和私營企業之間物理距離的延續，特曼將大學一部分未開發的土地指定為斯坦福工業園區，主要出租給電子和高科技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開設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務所，是第一批入駐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資者之一）緊隨其后。

截至 1961 年，超過 25 家公司入駐這片占地 650 英畝的園區，雇用了 1.1 萬人，最終甚至東海岸的成熟企業，包括通用電氣、伊士曼柯達、洛克希德和施樂，都在那里開設了分公司。（在施樂公司的案例中，這里就是被稱為 PARC 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

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特曼于 1954 年啟動了榮譽合作計劃，該計劃允許當地電子公司的工程師直接選修一些研究生課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學輸送了超過 400 名員工。

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門洛帕克進一步擴展了斯坦福與工業企業共享空間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網羅了大量以“可能與大學的傳統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實用科學”和“協助西海岸企業”的教師。

在后特曼時代，大學領導人們繼續發展了這種斯坦福大學和工業界相聯系的強大而寶貴的傳統。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說服了肖克利半導體的工程師開設一個新的集成電路實驗室，并幫助學校將新技術融入技術課程。幾年后，斯坦福大學擴大了“斯坦福工業附屬計劃”，該計劃允許公司只交納少量費用，就可以使用學術實驗室、接觸學生和教師、參加研究會議，以及進行特殊招聘活動。

對于這項聯合附屬計劃中涌現的新發明，大學于 1969 年建立了許可辦公室，幫助新產品商業化。即便是規模最小的科技公司也能夠在討論和改進技術想法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從 1975 年開始，斯坦福大學開始在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中心舉辦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該俱樂部是初出茅廬的發明家和企業家的聚集場所，成員包括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芬·沃茲尼亞克，他們想要展示他們最新的技術發明并分享他們的想法。

風投家強調了這種日益增長的區域優勢的重要性，因為“盡管MIT 和哈佛大學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波士頓在科技創業中心的競爭中已經輸給了硅谷的半導體專家們”。回首這種地理轉變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風投家阿瑟·洛克提出過一個理論：“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學家都在斯坦福大學周圍成長起來了。在我看來，雖然存在些特例，但這主要歸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他鼓勵學生，特別是博士和博士后學生，組建公司并繼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當時，這在任何其他學校都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顯然沒有發生在 MIT、哈佛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或任何一個優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創辦公司就會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