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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人見聞錄》記載清軍此役得到了西藏人民的廣泛支持，“所經之處，人民集合起來，歡呼達賴喇嘛，聽取中國皇帝派出的大臣的命令。”最終準噶爾部北遁伊犁，西藏重新回歸中國。

在驅逐準噶爾擾藏勢力后，清廷沒有重新扶持和碩特部在西藏建立政權，而是改為直接任命若干噶倫共同負責西藏政務。此役之后，康熙在1721年親撰碑文，記述了清朝派兵平定入侵西藏的蒙古準噶爾部的功德，此即前文提到的《平定西藏碑》。碑文中出現(xiàn)了蒙古人熟悉的“土伯特”和明朝以來出現(xiàn)的“西藏”一詞，共同用于指代今天的西藏地區(qū)。

立于布達拉宮方城南門外西側的《平定西藏碑》中有“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一句（《西藏碑文》）

1726年，針對西藏地方出現(xiàn)的動亂，雍正進行了一系列行政區(qū)劃調整，將阿里地區(qū)、藏（后藏）、衛(wèi)（前藏）和康區(qū)在芒康山以西的部分劃歸西藏，奠定了今天西藏自治區(qū)的范圍。翌年，由于西藏的幾名噶倫彼此不合，雍正直接派遣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tǒng)馬喇進駐拉薩，擔任“欽差駐藏辦事大臣”，后改稱“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大臣”。此舉標志著中央政府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直接施政，“西藏”一詞也自此成了法定的正式名稱。

清朝疆域示意圖（Kallgan, Wikimedia）

對于青藏高原和附近地區(qū)的稱謂，我國從唐朝的“吐蕃”政權、到元朝的“烏斯藏”和“吐蕃等路”“吐蕃等處”宣慰司并用、到明朝的“烏斯藏”“藏”“西藏”混用、最后到清代實現(xiàn)了“西藏”名稱的制度化。

七、“Tibet” 和“西藏”的政治意涵

值得警惕的是，英語中的 “Tibet” 一詞所指代的區(qū)域往往不同于我們熟悉的西藏自治區(qū)，而是更接近叛逃國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等“藏獨”勢力提出的“大藏區(qū)”概念，除西藏外還涵蓋了青海全部以及四川、甘肅、云南和新疆的部分區(qū)域。

十四世達賴等“藏獨”分子主張的所謂“大藏區(qū)”示意圖（新華社）

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歷史上從不存在這個所謂的“大藏區(qū)”。唐朝時，藏族領袖聯(lián)合當?shù)馗髯宀柯浣⒌耐罗啵驑O盛時的勢力范圍包括我國的西藏、青海以及其他西部省份的部分區(qū)域，但其同時也包括了尼泊爾、不丹和印度北部地區(qū)。

十四世達賴集團的“大藏區(qū)”在南邊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吐蕃曾經控制的尼泊爾、不丹和印度北部地區(qū)，甚至連我國的藏南和阿克賽欽也沒有劃進去。要知道藏南達旺地區(qū)是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故鄉(xiāng)，藏族民眾心中的一塊圣地。

這些“藏獨”分子之所以沒有把這些地方劃進所謂的“大藏區(qū)”，無非是因為目前他們的偽“西藏流亡政府”就寄居在印度的達蘭薩拉，受印度政府包庇。他們害怕得罪了自己的同謀和金主，所以不敢染指任何印度政府單方面主張的“領土”。這足以證明十四世達賴等“藏獨”勢力從來就不在意歷史事實與藏族人的福祉，他們的目的就是分裂中國、制造禍亂。

再者，即便是吐蕃政權曾經的疆域也和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藏獨”勢力沒有任何關系。從13世紀開始，我國西藏和毗鄰區(qū)域陸續(xù)被藏、蒙、漢、滿等各民族的政治勢力相繼/聯(lián)合管轄（藏傳佛教領袖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本人就是蒙古人）。自古以來當?shù)馗请s居著漢、藏、回、門巴、珞巴、羌、蒙古、土、東鄉(xiāng)、保安、裕固、撒拉、傈僳、納西、普米、怒等十幾個民族的人民，他們是這塊土地上的共同主人[19]。

“藏獨”勢力依據(jù)古書上記載的某個已經覆滅的政權，在某個特定時間節(jié)點的管轄范圍的一部分定義所謂的“大藏區(qū)”，要求在整片區(qū)域實現(xiàn)所謂的“藏人自治”，這種行為無異于猶太復國主義分子抱著一本所謂的《圣經》搶奪阿拉伯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他們的主張既有違歷史，也違背現(xiàn)實，把我國各民族共同開發(fā)青藏高原的歷史歪曲為單一民族的歷史，在各民族之間制造矛盾和分歧，包括藏族同胞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斷難接受。

近年來，海外“藏獨”分子開始在漢語中新造出一個“圖博”的說法用來翻譯 “Tibet” 和指代他們所謂的“大藏區(qū)”。2008年，十四世達賴的侄媳、“臺獨”分子周美里在我國臺灣地區(qū)還成立了一個“藏獨”組織“臺灣圖博之友會”。對于這種不倫不類的稱呼，我們自然應當堅決抵制。

古地名“藏”早在吐蕃政權建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于藏語之中，用以指代雅魯藏布江上游日喀則附近區(qū)域。自有明以來，隨著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qū)管理的逐漸常態(tài)化、制度化、直接化，朝廷為了確保邊疆的安全和穩(wěn)定，避免西藏地區(qū)的本土部落、羈縻政權或入侵西藏的外敵以“吐蕃疆域”為基礎對西藏以外的地區(qū)提出進一步的領土聲索，于是逐漸棄用了“吐蕃”這一歷史稱呼，并通過延展“藏”這個原本較小的地理概念，同時冠以“西”的方位加以區(qū)分，逐漸形成了如今“西藏”的名稱。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幫助下，經過西藏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西藏的發(fā)展水平邁上新臺階，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教育衛(wèi)生和社會保障事業(yè)全面發(fā)展、現(xiàn)代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西藏”這兩個字是西藏地區(qū)繁榮發(fā)展和我國各族人民團結的見證。

八、西藏應譯為 “Xizang”

子曰：“必也正名乎。”

我國民政局頒發(fā)的《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七條第四款規(guī)定：“有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語地名之間的相互譯寫，以本民族和他民族規(guī)范化的語言文字為依據(jù)，或者以漢語拼音字母拼寫的地名為依據(jù)”。

前文已經詳述，藏語里原本不存在類似 “Tibet” 的詞匯用以形容青藏高原，今天的藏族人民也不習慣用類似 “Tibet” 的詞匯來形容西藏自治區(qū)。“Tibet” 這個粟特語、突厥語和藏語的拼接詞本身就不是我國任何一個少數(shù)民族的“規(guī)范化的語言文字”。

更何況我們在漢語中也早已不再用“吐蕃”一詞稱呼西藏地區(qū)，那么和“吐蕃”（大蕃）疑似同源的 “Tibet” 也不適合再被用于翻譯今天的“西藏”。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西藏”的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在當下的新時代，為了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和境內外分裂勢力在涉藏話語上的概念陷阱，建立中國在國際涉藏話語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我們有必要昭告外邦、曉喻四海，“西藏”的外文譯名不是 “Tibet”，而是 “Xiz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