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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講就是我們回望過去40年，要是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堅持，要是沒有我們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恐怕中國這個國家都解體了，不要說什么中國崛起。”

3月4日，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八期播出，節目主講人張維為談及“中國模式”的來源、內涵以及對中國發展的意義，并對外界對“中國模式”的誤解做出回應和闡釋。

第八期視頻截圖

以下為節目演講部分：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談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我先給大家講一段我自己的經歷，就是我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中國的外交部翻譯室工作，那么翻譯室工作主要任務就是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那么應該講這是蠻有挑戰性的工作，從我個人來講也是一段確實十分值得懷念的一段時光。那么那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講話有很強的個性。你比方說鄧小平，他經常講“中國無非就是塊頭大”，那么李先念當時國家主席，說“我當過財政部長，甜酸苦辣都嘗過”，學英文知道這不容易翻。那么當時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他也講中國發展這個大的趨勢，他說沒有毛澤東也會有“毛澤西”，比方鄧小平講“塊頭大是指什么，另外如何找到對應的英文表述。所以當時我們在翻譯室里面有一個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協商民主，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叫業務學習，那么大家把自己每天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匯總起來，然后一般是我們年輕翻譯先拿出一個初稿，然后再一起討論，最后請翻譯室幾位資深的老同志來定稿，叫群策群力，或者民主集中制，然后就編成一本一本的我們叫“翻譯難點”，我現在還留著不少，作為歷史回憶。

那么這個故事和今天我們講的這個話題有什么關系呢？就當時我們在這個業務討論會的時候，討論翻譯難點的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討論過鄧小平講的“中國模式”，怎么翻譯這個概念，那么當時有的人翻譯成the Chinese model，有的人翻譯成the China model，有的人翻譯成the Chinese approach等等，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最后我們還是把它統一為就是the China model。也沒有什么好解釋的，就是多數人都覺得這個語感比較對，學外語的知道，最后就是語感，這是最關鍵的。那么后來我們國內學術界也好，這個媒體界也好，甚至政界也好，覺得對這個“中國模式”引起很多爭議，而且普遍都不怎么用。那么我個人實事求是說是覺得挺奇怪的，因為鄧小平是用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看《鄧小平文選》里面，大概我粗粗算下來有6次用到過中國模式。

那么在學術層面提出中國模式，我算比較早的學者之一。那么過去我記得大概10來年前，紐約時報記者曾經采訪過我，他說你們高層有人講，沒有中國模式，你說有中國模式，我說我經過自己研究是有中國模式。我記得習近平主席去年也說，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也就是說確實是有“中國模式”，我們不輸出（注：“去年”應為2017年。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

那么下邊我想，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有限，我想簡單地談一談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方面所采用的不同的模式，做一個比較。那么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當中采取的模式是兩種：一種是“激進的改革模式”，一種是“保守的改革模式”。那么“激進改革模式”的特點我叫做“雙休克療法”，就是政治方面，以西方政治模式為藍本一下子把所謂一黨制變成多黨制；那么經濟領域內也是以西方教科書為藍本，就是一夜之間完成所謂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那么“雙休克療法”的結果幾乎是災難性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就選擇了這個模式，結果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我自己是在1990年6月訪問了蘇聯，那是它解體前一年半，當時正是戈爾巴喬夫大張旗鼓地推動他的激進改革模式，叫政治改革壓倒一切。到了蘇聯，真是感觸良多。我沒有想到一個能夠生產原子彈、能夠生產宇宙飛船的國家，竟然生產不出一雙像樣的鞋子，我當在莫斯科最大的紅場的百貨商場里，我看到女士皮鞋就是一兩種款式，從小號到大號，一個模子出來的，大家排著長隊買。街上的餐廳非常非常少，而且關門得很早，12點到2點鐘，你排著隊幾乎要排到了，它說關門就關門了，沒有東西吃了。蘇聯經濟明顯可以感到出現了巨大的問題。當時陪我那個蘇聯社科院的小伙子，他說我跟你講我們最新的關于戈爾巴喬夫的故事，他說有一個人要去刺殺戈爾巴喬夫，他說他干得太爛，要把他給干掉。所以拿了一把槍就去克林姆林宮，但過了一會兒他就回來了，人家問他怎么樣，你完成任務了？他說沒有，他說想刺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著長隊，他說等不及了，只能回來。所以一個大國領導人，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但是經濟崩潰了，自己的威信也蕩然無存了，所以他改革肯定是沒法成功，當時我們就做出這么一個初步的判斷。

那么另外一種模式，“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特點是堅持原有的體制，計劃經濟為主，然后有一些有限的市場調節。那么這些國家最大的特點是對市場經濟、對全球化非常恐懼，以我個人的觀察就是，卡斯特羅時期的古巴就是這樣一個經典的案例。我是2005年夏天，我專門一個人去做了10天的調研，我住在一個工程師的家里，后來因為非常熟悉了，他也給我看他們的各種各樣的票證，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還要多。你可以想象到的豬肉、羊肉、大米、面粉、食油、雞蛋，甚至古巴盛產的食糖，糖都是憑票供應、憑證供應的，都是配給制。后來我就跟房東探討，我說是不是因為美國的制裁？他說這只是一個原因，因為他也關心中國所做的一切，所以他說關鍵原因還是政策有問題，他說比方食糖，它的價格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另外，他說我們的企業沒有自主權，那么什么東西進口，自己都沒有任何自主權。

當時古巴進行了一些帶有市場調節意味的改革，比方允許個體戶、小商小販做一點生意，但一旦出現一些所謂叫投機倒把，然后馬上政府就開始緊張，搞一個“糾偏運動”，結果就是經濟失去了活力。當然，實事求是說古巴也不全是缺點，比如它這個供給制或多或少保證了公民的基本生活水準，它是根據人的營養需求，照卡路里來算的。所以如果你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你會發覺就是發展中國家你會看到很多營養不良的人，在古巴你見不到，它這個基本水準它保證的。另外，它基本實現了全民醫保低保，雖然你到藥店去，藥店里沒有多少藥，這個種類非常非常少，但你可以感到就是它政府還是做了很多努力。

那么我比較一下就是，應該說中國避免了“激進改革模式”，也避免了“保守改革模式”，坦率講，我們是那個時代過來的，當時這兩種模式在中國都有很多人支持，包括戈爾巴喬夫，很多很多人支持，“保守改革模式”也有很多人支持，但應該說中國堅持自己的我叫做是“穩健改革模式”。那么1987年10月的時候，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到北京，那么他和鄧小平非常熟悉，兩個人是手牽著手進入會談，在中南海見的。

1987年10月13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亞諾什訪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中南海與卡達爾攜手步入會談廳。 （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那么當時蘇聯和東歐的動蕩已經初現了，那么鄧小平給他提一些忠告，鄧小平這樣講說：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做法，他主要指蘇聯；然后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卡達爾本人是非常贊成鄧小平的觀點，但他黨內那些他的同事和他意見完全不一樣，他們認為要在匈牙利推進“徹底的政治改革”，跟戈爾巴喬夫一樣，使匈牙利變成叫“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后來的一樣的“雙休克療法”。今天你碰到匈牙利人去問一問，他們會非常后悔，他們說當時在整個蘇聯陣營里，匈牙利的模式是最接近中國今天的模式，它的市場化程度最高，但始終沒有邁出市場經濟這一步。那它當時這個，你到那兒當時去看，你就感覺它的市場是相對比其他東歐國家、比俄羅斯要繁榮的多，但是最后也沒有辦法，被忽悠了。

那么現在看來就是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也是對中國自己的這個模式的一個很好的概括，就是：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地探索進行體制創新，學習別人，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那么逐步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那么鄧小平推動這個我叫做“穩健改革模式”最大的特點是什么呢？也是我自己的總結，就是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輔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為經濟改革鋪路的，最后落實到民生的顯著的改善，今天叫獲得感。所以在經濟改革方面，應該說中國借鑒了西方的這個市場經濟的一些長處，發揮了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同時也發揮了社會主義宏觀平衡的優勢，那么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陷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的主要的經濟體，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現在還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