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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養老行業的自身特質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在呈現具體的田野經驗之后，簡單勾勒出機構養老行業的特質。也正是由于這些特質，使得養老機構容易發生負性事件。

（一）微觀：特殊小社會

作為一類寄養機構，養老院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機構內生活的大多是失能、失智、殘疾的邊緣群體，即便是生活可自理的老人，在機構內也普遍被認為是與子女鬧矛盾或因為給子女造成了負擔從而“自己想”住進來，在護工看來這些均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現，也即是說這些群體在外人看來其社會化程度是普遍偏低，或社會化程度處于一種“退行”狀態，與家庭的情感連結也較弱。

其次，這個“小社會”的結構整體十分扁平。僅包含“院民—護工—管理者—老板”四個層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僅包含“院民—護工”兩級），在院民一開始進入機構時，對于院方來說，院民都是相對均質化的服務者和被管理者。

第三，護工、機構管理者與老板這三個層級的激勵結構也是不同的。對于護工來說是“計件工資”：其照顧老人的數量決定了其工資提成；對于機構管理者來說是“計時工資”：他們只需按時上下班參與管理即可；對于老板則是“總體利潤激勵”：如何利益最大化。在這三種激勵結構之間存在著一些張力，也會因此對院民照料產生一些影響。

（漫畫）北京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2.47歲。圖源：視覺中國

（二）中觀：信息不對稱

在S機構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當有老人被送入養老機構時，機構與家屬必須簽署《代養協議書》，之后養老機構便會安排具體的護工負責照料新進院民，家屬則在經濟上起擔保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機構養老這一行業的“供給—需求”鏈條總體較長：購買服務的是家屬—享受服務的是院民—供給服務的是護工—日常監督護工的是機構（也即是說，家屬和多數失能失智院民是無法有效監督護工的日常工作的）。這就導致養老服務行業具有“強信息不對稱”特征，此特征也會導致機構養老行業的市場交易成本變高。

（三）宏觀：非正規經濟

首先是在立法層面：我國涉及養老行業監管的規范性文件雖然較多，但多為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缺少專門性的法律規定，且立法層級相對偏低（張再云，2015；李璐，2020）。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也沒有關于養老服務標準的統一規定（金晶，2021）。

其次是在實操方面：具體便體現在監管主體的“職能模糊”（李璐，2020）。也即是說，雖然在行業性質上規定由民政部門負責管轄養老機構，但在具體涉及到衛生、飲食、消防等層面，監管權又被分散在了各個部門，這就會產生監管機制不明晰，跨條線協調困難的問題。民政部門雖享有名義上的監管權，但欠缺專業性，容易產生“小馬拉大車”的問題。

最后在行業的一些運作方面：多數雇工都是未經培訓的農村低齡老人，且大部分養老機構均未與護工簽訂勞動合同（吳心越，2021）。也即是說，在服務者層面本身就缺乏正規聘用，門檻低、就業靈活。與此相對應，勞動者也是缺乏保障的，也存在就業不穩定特征。

即是說，在宏觀政策層面，國家在這一領域沒有提供足夠的規則和規范，法律越是模糊，監管越是缺位，就越是存在灰色空間，也為機構內的一些負性事件提供了制度溫床。

總結來說，機構養老行業分別在微觀、中觀與宏觀這三個層面上存在著一些特殊性質。在微觀上的“小社會特性”，中觀上的“信息不對稱”與宏觀上的“非正規經濟”，三個層面的特質使得照料事務本身相對復雜，也會與具體照料服務中的各方主體互相糾纏在一起，制造更多張力與矛盾。也正是因此，照料勞動的具體場景，本身是復雜的。

小結

在以上三個特質的影響下，機構養老行業在規則化和規范化層面會存在能力和動力不足的問題。事實上，在養老或者殘疾人照料領域，由于照料對象處于半失能甚至失能狀態，而購買服務者即家屬又因為不在場而無法提供規范和規則，護工的道義感又容易在機構內被消解。

因此，在照料勞動中就容易出現不規范的行為，具有強盈利動機的老板更有可能加劇不規范行為出現的可能性。種種因素加持之下也就加劇了養老機構負性事件出現的可能性。

因此，這一領域對規則具有強依賴性，國家在輸入資源的同時也應該輸入規則，適度的規范化和正規化，有利于弱化主體間各種博弈，也能夠約束老板的過度盈利行為，否則公共資源投入后就可能被非正規經營所吸納，護工的勞動過程也會因為這種非正規經營而被影響。

但也應當指出的是，在制定統一的法律或監管標準時，要警惕政策目標的技術理性化，在日后養老機構管理政策日益專業化和科學化的同時，需警惕掉入技術化的窠臼。仍需指出的是，管理規范化是有成本的，不管理規范也是有成本的，而成本最終都可能要由被照料對象承擔，因為規范化后照料成本或許會提高（家屬在選擇養老機構時，價格本身是一個重要標準），但不規范化，院民的利益又面臨著被嚴重侵害的可能性。

現實情況是，規則化和規范化往往意味著某種成本上升，機構就會傾向于利用這種不規則和不規范來壓低成本，從而最大限度的獲得利潤。也就是說，非正規經濟為過度盈利產生營造了一種制度空間，也是因此這一領域對規則具有強依賴性。

故而，國家在輸入資源的同時也應該輸入相應的規則，否則不僅公共資源在投入之后可能被此種非正規經營所吸納，而且機構內院民的個人權益也會被極大程度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