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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最大盈利動機

在S機構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其作為低端民辦非營利性機構存在著嚴重的過度牟利問題，在家屬面前，機構表現出“一切為了老人”的態度，但在背后卻大肆斂財，損害院民利益。

在田野中發現，民辦養老機構有動力、有渠道進行過度盈利。不僅能通過“巧立名目”（利用政策套利，騙取政府補貼；與定點醫院合謀、與殯葬”一條龍”合作，拓寬營收渠道；項目收費與定價混亂）與“侵占財物”（將慈善捐贈挪作他用甚至進行出售；扣留護工證、克扣護工崗位補貼；偷竊和侵占院民個人財物）進行“開源”；也通過“壓縮必要成本”（極限壓縮飲食成本與清潔成本，產生飲食安全、衛生清潔問題）與“壓縮人力成本”（家族式經營與培養“心腹”；并克扣、剝削護工）進行“節流”，從而直接損害機構內院民的個人權益，在機構整體上便已經營造了一種灰色盈利的氛圍。

下表是筆者在田野期間根據S機構部分公開數據以及訪談得知的信息，對機構收入支出情況所作的匯總，估算的結果也在田野中被相關報道人進行了證實。

“她（老板）的弟弟和我說‘我的姐姐極有錢......’。這個老板搞養老院搞了很多年了，之前是在XX搞，現在在這里搞，她有錢著呢……每年至少能靠這個養老院賺八十幾萬，他們一家人什么都不做，都能靠這個活下去。”

這109.68萬元即為S機構每年可供分紅的利潤。由于院長及其家屬占有機構50%的出資額，其每年可得利潤分紅約為55萬元，再加上36萬元/年的工資收入（這是因為老板還將五個家人安排在機構負責管理，每人每月5000元，每年便是36萬元的工資收入），那么院長每年毛收入約為55+36=91萬元。與報道人口中的數據大致吻合。

具體的牟利行為，在此僅就飲食方面舉例一二：

“這里哪有什么好肉啊，全部都是凍肉，而且是她聯系好的豬肉加工廠那邊剩下的邊角料，你沒有發現這些肉都是一塊一塊的碎肉嗎？根本不是什么肉，里面還有脆骨，甚至還有淋巴結，就這么運回來了。都是豬肉加工廠加工一整塊整塊，然后之后剩下的。”

“這里的銀耳湯不要喝，我們從來沒喝過，因為每次老板一進都是進好幾大包好幾大包放好久，如果發霉的話，再取出來清水一洗就可以吃了，你是年輕人，吃這個對身體很不好，以后都不要再喝了。”

甚至還存在為了節省燃氣費提早關火導致米飯經常夾生、壞掉食材繼續使用的現象。

與通常學界論及的養老機構普遍營收困難不同，我們從上表中可以發現S機構的僅靠五十多位院民便可實現年入近百萬的收益。可能的原因在于當前絕大多數養老機構還在處于成本回收階段。

由于機構老板是“總體利潤激勵”，一旦前期的建設成本回收，其便可以實現盈利，成本越是壓縮，資金回收越快，機構也就越有動力進行壓縮，尤其是收回建設成本之后，其盈利水平可觀，如S機構。

但如果只考慮資金回報，勢必會制定超出現階段老人實際消費水平的價格定位，或者機構也可以盲目的降低成本，但低成本運作帶來的往往就是服務風險。

亂象的背后，是當前制度層面的監管缺失。既體現在法律制定層面，也體現在具體監管的操作層面。

首先，我國涉及養老行業監管的規范性文件雖然較多，但多為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缺少專門性的法律規定，且立法層級相對偏低。

我國養老行業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一是如《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的基本立法；二是包括民政部門和其他相關部門的部門規章；三是行業標準類的標準化文件（張再云，2015）。

我國現有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雖都對民辦養老機構的監管進行了一些規定，然而，其中大多數為一般性規定：要么責任和義務明確，但內容不夠具體；要么只進行實質性規定，卻缺乏程序性規定，導致法律適用性較弱（李璐，2020）。由于制度的規范性和權威性得不到保證，老年人的權利也很難得到保障。

雖然逐步出臺了一系列養老行業的行業標準，但這些標準對于養老機構的約束力是有限的。在這里僅舉一例：例如國家雖然規定了機構在護工配備上的具體比例，但在多數養老機構仍是無法達標的，一方面原因在于護工招聘存在困難，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機構為壓縮成本，減少護工數量以便進行盈利。

浙江臺州：養老中心為85歲以上老人免費提供午餐服務。圖源：視覺中國

如在S機構，每一位護工人均要照料近11位院民。由于養老機構是一個較為扁平的社會結構，如此多弱勢院民在進入養老機構后便有成為“照護”中心的動力，會不斷地試探從而打破護工的照料底線，護工由于面臨繁重的照料任務，無暇顧及所有情況，那么在兩個層面上就會促發惡性事件的產生：其一，院民為競爭護工注意力，會做出自我傷害的舉動；其二，護工為完成如此繁重的照料任務，便會采用一些“非常規手段”。

其次，由于養老機構在設立時需在民政部門登記備案，其在行業性質上也歸屬民政部門管轄，但涉及到具體監管事項的行業標準時，民政部門卻無管轄權（李璐，2020）。監管主體職能模糊已經構成了當前養老行業監管的重要阻礙。民政部門雖然具有一定的監督職能，但由于其在衛生、飲食、物價等很多方面的專業性有限，便出現了“小馬拉大車”的監管失范。

這里以養老機構的飲食服務監督為例：

“明天你早上五點半不能到廚房了，因為今天下午民政局的人來查的時候，到廚房發現廚房的監控被一個破布蒙住了，上面還扣了一個帽子。這是查得到的一個問題，民政局說要把監控攝像頭打開，因為廚房重地，不是廚房工作人員不得入內，所以說明天早上你不需要去廚房幫忙了，而且不僅是早上，白天的任何一個時候都不能進廚房。”

DCZ：那這些碎肉沒有人監管嗎？

EHG：他放在冰箱里面誰看得見呢？哪里會有人監管？

DCZ：沒來檢查過嗎？

EHG：從來沒有。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逐步加深以及深入和養老服務行業的快速發展，民辦養老機構的開辦數量也在直線上升，民政及其他相關部門應接不暇，導致對民辦養老機構運營過程監管多流于形式。

正是由于我國在關于民辦養老行業上的“重準入—輕監管”，間接導致了近年來民辦養老機構事故與糾紛頻發，民辦養老機構的行業聲譽進一步下降，最終陷入一種低入住率的惡性循環（關信平、趙婷婷，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