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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知沖突與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從解決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1999年12月20日”這一具體日期是中葡雙方自澳門問題被提上兩國外交談判議事日程至最終予以解決的過程中，通過試探和談判等形式反復較量、相互妥協的結果。那么一向被認為“沒有吵架的問題”的中葡兩國為何在這一議題上長期拉鋸甚至不惜公開“吵架”？這個抽象的時間具體有何深層意蘊？中葡之所以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雙方對澳門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設想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原因之一在于對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性質的統一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認為：“香港、澳門是屬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盵36]

在中方看來，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都屬于中華民族在近代積貧積弱時期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一雪前恥”的共同愿望和情感偏向。對中方有關澳門問題的由來和澳門歷史的理解，葡方則不以為然。

在葡方看來，澳門現狀不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是得益于“兩國人民長期以來建立的有益理解”，葡萄牙人之于澳門不是英國人之于香港那樣的殖民者，以后繼續在澳門生活的土生葡人也不應該作為殖民者的后代而存在。[37]

正因如此，葡方一直極力反對將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澳門前途與香港前途相提并論，也不接受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這種具有暗示性的方案；更有甚者，葡萄牙人總是情不自禁地嘗試在這座被其稱為所謂“上帝圣名之城”重溫殖民歷史。在中葡關于澳門前途問題外交談判期間，葡方一些政客和輿論屢屢假借各種周年紀念之名，拋出2007年、2017年、2057年等諸多跨越2000年再交還澳門的方案。

對這種挑釁舉動，中方的反對態度一貫堅定、明確。早在1955年，澳葡當局就計畫在里斯本和澳門兩地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以紀念所謂澳門“開埠”400周年。

為此，周恩來借接見港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之機明確表態：“葡萄牙準備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地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盵38]

緊接著，《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給予了措辭嚴厲的警告。[39]最終迫于中方的強烈反對和巨大壓力，澳葡當局取消慶典。另外，1984年國慶剛過，即中方首次就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和時間公開表態后不久，知悉葡方意圖的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指示：“不能讓葡萄牙把澳門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盵27]

顯而易見，中方不可能允許洗雪民族恥辱的澳門回歸慶典具有任何葡方炫耀其殖民歷史和其“光榮撤退”的痕跡，也不可能允許葡方以各種周年紀念為藉口將澳門殖民主義尾巴帶進“千禧年”這一極具象征意義的時間節點。正是因為1997年和2000年這兩個時間點背后的象征意義分別挑戰了葡方和中方對澳門問題的不同認知和界定，所以雙方在這一立場上都不肯輕易讓步。

其二，澳門回歸時間牽涉中方的國家利益和葡方的現實利益。在澳葡當局的行政管理體系中，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占有全部高級及絕大部分中級公務員職位，這部分群體的薪金收入每年均占據葡萄牙在澳門收益的絕大部分。僅以1984年為例，葡萄牙來澳門任職的官員共701人（不含土生葡人）。

其中，澳門總督月薪3.07萬澳門元，其他高級公務員月薪從1萬澳門元至2萬澳門元不等；除正薪外，這些葡萄牙官員還享有豁免職業稅、住房、教育、醫療等各種福利津貼。加上土生葡人的同類薪金，這部分群體一年有高達1億多澳門元的收入。[40]

除此之外，1979年中葡建交談判商定澳門地位并達成“諒解”之后，澳葡當局相繼推出澳門國際機場、深水港、第二道跨海大橋等一系列試圖跨越2000年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這些發展規劃和工程建設在進行可行性研究、設計、顧問和承建時，葡資顧問工程公司都會獲得特別照顧，取得大部分承包合同，進而從澳葡當局每年所進行的公共投資和研究方案支出中獲取絕大部分費用。

更有甚者，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后，葡萄牙國內政黨林立、黨爭不斷。這些政黨為增加選票和活動經費、強化自身的力量和影響，均十分重視在澳門建立組織、開展活動。其手段或是通過澳門總督獲取巨額款項作為競選費用，或是通過博彩公司等牟取巨額“政治獻金”[41]，后面這部分收入更是不計其數。

可見，葡萄牙在澳門擁有不容小覷的現實利益。在談到葡方為何想盡量遲地交還澳門時，周南切中要害地指出：“葡萄牙能多從澳門撈錢?！盵27]

中方由于對葡方竭力維護殖民利益的想法了然于胸，所以對其不斷推遲交還澳門的各種主張一直十分警惕，在葡方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絕不輕易讓步。中方之所以不能接受葡方在2000年后交還澳門的主張，除了不能容忍澳葡當局繼續盤剝澳門民脂民膏之外，還有更為宏觀的戰略考量。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葡屬幾內亞非洲獨立黨訪華團等外賓時專門談到澳門問題：

“在我們中國大陸上，帝國主義都回去了，它是被我們趕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國現在還有一塊小殖民地，我們只要用一個指頭，他們就會跑掉。為什么不用一個指頭把他們趕跑，讓他們留著呢？這是因為首先臺灣還由美國人占領著；其次還有香港，由英國人管理著；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讓他們管理幾天，也許幾年，也許更長一點時間。那些地方不大。我們先把最大一塊弄好，那三個地方將來再說。”[42]

1975年3月24日，毛澤東同王海容、唐聞生談及與葡萄牙建交事宜：“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門問題，收回澳門就會影響香港，而香港又會影響臺灣。”[43]在中方看來，“澳門問題不僅是澳門問題而且包括香港問題”。[44]

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戰略考量中，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從來都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因此，在中葡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過程中，中方所考量的絕不僅僅是澳門問題本身，還包括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特別是當時對改革開放事業與和平統一大局具有關鍵作用的香港問題。

因此，中方之所以一開始傾向于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為防止港澳回歸的“時間差”影響香港社會經濟穩定，這絕非多慮。在中葡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初期，葡方就公開宣稱：“希望澳門在九七年后‘歸還’中國，以便吸收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外流的資金?！盵45]這無異于公然挑戰中方對確保過渡時期內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視程度，中方對1997年后、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些微時間變化都慎之又慎，遑論葡方2000年后交還澳門的主張。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人們在澳門街頭手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和象征澳門回歸的“1999”車牌，慶祝澳門回歸。 中國日報網

四、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

在中葡兩國具有重大認知沖突和利益分歧的情況下，中方仍然實現了在20世紀內收回澳門的底線目標，有效捍衛了民族尊嚴，維護了國家核心利益。當前，在領土與主權爭端問題上，我國同有關當事國的矛盾依然復雜；在涉臺、涉港、涉疆、涉藏等內政問題上，我國同一些外部干預勢力的斗爭依然尖銳。對此，我們可從處理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過程中總結一定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其一，加快發展步伐，增強國力。正是基于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我國才能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指導下，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新時代，面對當前國家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進一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最堅實的后盾。

其二，發揚斗爭精神，敢于斗爭。在面對當前國家統一和國土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時，要實現既定目標任務，既要提升綜合國力，還必須發揚斗爭精神，進行偉大斗爭。只要某些風險挑戰危害到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危害到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我們就必須丟掉幻想，堅定斗爭意志，敢于出擊、敢于斗爭；同時要堅持斗爭方向，堅定斗爭立場，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必須取得斗爭勝利。

其三，注重策略方法，善于斗爭。應對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不能作盲目斗爭，要非常注重策略方法，堅持有理有利有節，講求斗爭藝術。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爭取團結，在斗爭中謀求合作，在斗爭中爭取共贏，在斗爭過程中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