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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堅持“本世紀內”：中葡兩國關于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正面交鋒

中葡雙方關于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較量，在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正式啟動后進一步升級。在談判過程中，雙方正式將這一焦點問題提到談判會議上展開直接的交涉和博弈。經過反復磋商，中葡雙方相繼就澳門回歸的年、月、日達成一致。

1986年6月30日，中葡關于澳門問題的首輪會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左三）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國家人文歷史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第一輪談判。在第一天會議上，中方首先確認了1979年中葡雙方達成的有關澳門地位問題的“諒解”，闡明了中國政府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方針政策。在明確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原則后，中葡雙方理應開始商量解決包括澳門回歸時間在內的一些具體問題。在第二天會議上，中方進一步向葡方提交了提前準備好的中葡“聯合聲明”主體文件之中方草案文本。

其中，“草案”第一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凼仔島和路環島，以下稱澳門）歷來是中國領土，根據全體中國人民的意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于……（日期待定）收回澳門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的主權，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將于……（日期待定）將之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14]

與此同時，為加速談判進程，中方根據談判開始前試探到的葡方底線，進一步向葡方提出了“中國于1998年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14]的參考方案。然而，對于這一方案，葡方強調：“澳門與香港不同，中方應給葡方更多的過渡時間，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12年過渡期，倘若香港有12年過渡期，而澳門少于12年，則葡國內各派政治力量都會對執政黨和談判代表團群起而攻之，將造成談判的極大困難。”[21]

顯然，即便中方已特意錯開收回澳門與香港的時間，葡方仍不滿意。雙方的這一分歧，直至第三輪談判結束時仍然懸而未決。在1986年10月21至22日舉行的第三輪談判中，沉默已久的葡方集中對中方在前兩輪談判中提交的全部文件草案作了分門別類的總評論。

這些評論涉及相關條款的表述、相關概念的界定等多方面內容，唯獨避開了交還澳門的時間這一最為實質性的議題，這顯然是故意為之。在中方就此專門提醒葡方之后，葡方也只是再次重申了在第一輪談判中的回應[14]，唯恐避之不及。

當然，這其實是葡方的談判策略，意在將這一敏感問題拖延至1985年1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訪問葡萄牙期間討論，以利用其主場優勢和逼近中方期望在1987年3月前后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提交全國人大批準的限期，迫使中方進一步推遲收回澳門的時間。

中英兩國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歷時兩年多，其間從未有中方官員遠赴英國與英方開展磋商的問題，北京是唯一的談判地點。原因在于，香港歷來是中國領土，談判只能在中國舉行，這是原則問題。那么同樣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的澳門問題，為什么在談判期間出現中方官員訪葡并討論澳門問題的現象呢？

這是因為在中葡談判前協商談判地點時，一向認為澳門問題不同于香港問題的葡方雖原則上同意在北京舉行談判，但特意提出在里斯本舉行部分會談的期望。考慮到中葡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中方同意中方代表團團長在談判期間可以應邀訪問一次葡萄牙，但不作為一輪談判，只為方便與葡方更高層級領導人就某些重要問題交換意見。[22]

其實類似的“寬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葡外交史上并不鮮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2年中葡兩國之間的“關閘事件”。在處理該事件程序中，毛澤東指示：“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萄牙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23]

此事最終以葡方道歉而結束。在中方看來，葡萄牙是小國，應將其作為團結對象，而非主要敵人。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回訪北京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時表示：“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24]1986年6月27日，周南在談判前夕迎接葡方代表團時直言：“我們之間就解決澳門問題的談判，將形成為伙伴之間，而不是對手之間的關系。”[25]

當然由于可從這種互動模式中漁利，葡方在兩國建交后一直是高調宣傳中葡友誼。面對中方提出的1998年澳門回歸的參考方案，葡方在第三輪談判中更是拉出了“不歧視原則”和中葡友好合作關系的“大旗”。正是基于這種思維，在周南訪問葡萄牙期間，葡方期望故技重施。

1986年11月17日，周南一行抵達里斯本，開始對葡萄牙進行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和2天的私人訪問。11月18日，周南首先與葡萄牙外交部部長米蘭達分別就兩國政府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包括澳門問題在內的雙邊關系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結果顯示，雙方既有共識也有分歧[26]，這是正常現象。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米蘭達重申：“我們在澳門和香港之間看到了巨大的差異，因為1898年的中英條約已經規定1997年將香港部分歸還”，澳門的“過渡期必須足夠長，以便能夠為政權移交作切實有效的準備”。[14]

11月18日中午，葡萄牙總理席爾瓦在宴請周南時也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表達了同樣觀點。這些表態并不新鮮，葡方在前三輪談判中就已經有類似表述。其實盡管雙方至此在1998年澳門回歸方案上仍未達成一致，但正如對待葡方堅持錯開港澳回歸時間的訴求一樣，中方對葡方要求澳門的過渡期不少于香港的訴求也并非不理解。即便按照葡方明確要求澳門過渡期不少于12年的公開立場，澳門仍然有望在2000年以前回歸。

在中葡伙伴式的友好合作關系下，雙方在這一問題上并無原則性根本沖突，只需繼續在1998年至2000年之間尋求共識性方案即可。基于此，11月18日下午，在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會見周南時，周南對此前的談判和磋商作出樂觀的評估：“我們很高興雙方談得很好，基本問題都達成協議了，最后就只剩下文件了。”[27]

然而，蘇亞雷斯不僅否認了周南對前期會談的評價[14]，甚至突然提出“本世紀內交還澳門，不合適，時間太早，應該考慮在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的適當時間，來解決澳門問題”。[27]當然，蘇亞雷斯拋出的這一方案雖令中方始料未及，卻一直在葡方謀劃之內。因為從談判開始前直至周南的里斯本之行，葡萄牙政客口頭和澳門葡文報刊上諸如2003年、2007年、2017年、2047年等各種2000年后交還澳門的言論就從未消停過[28]，但由于其不屬于葡方代表在談判桌上的正式表態，中方未加以理會。

到了這個時候，葡萄牙總統親自與中方代表團團長交涉這一問題，可謂是葡方首次正式明確地提出其2000年后交還澳門的主張。對此，周南當即予以反駁：“貴國的談判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怎么你們又提出異議”，“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是必須在本世紀內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絕不能同意將澳門問題這個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去解決，中國政府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任何讓步”。[27]

于是，這場僅限于二人和一名翻譯之間的會談不歡而散。離開總統府時，周南“神色凝重，行色匆匆，一改過往笑臉從容態度”。[29]原定于會談后召開的記者會和在葡國游覽的行程均被取消。此舉一反中方一向竭力顧全中葡友好合作關系大局的常態，讓葡方措手不及，對其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壓力。

11月19日上午，米蘭達主動致電周南要求繼續會談，意識到轉機的周南接受了葡方的提議，重申了中方將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立場。

11月22日，周南一行結束對葡萄牙為期5天的訪問，在機場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再次重申了中方立場：“在本世紀末，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十億中國人民的強烈愿望，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30]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澄清有關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傳言時嚴正聲明：“任何關于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31]

至此，無論是對于談判對手，還是對于中外記者，中方都已經明確并正式亮明瞭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不可逾越的底線。

眼見中方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底線立場如此強硬，葡方自知已無任何迴旋余地，便不得不放棄其2000年后交還澳門的主張。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認為：“維持澳門的穩定及繁榮，維護葡國的利益，保持及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及合作關系，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葡萄牙不應在歸還日期上與中國意見相左。”[32]“葡國決定在西元兩千年前一天還澳門予中國。”[33]

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與合作國務秘書阿澤維多．蘇亞雷斯奉命赴北京通報國務會議的決定。1月21日上午，周南與阿澤維多進一步就澳門前途問題交換了意見。阿澤維多表示：“葡萄牙總理和政府以極大的努力和勇氣考慮了中方對移交澳門日期的立場，同意接受在2000年以前將澳門交還中國的要求，即1999年12月31日移交澳門。”[14]

對此，周南既表示高興又覺得其“小氣”，指出：“葡方提出的時間離2000年太近，許多事情不好處理，還是提前一點好。”[22]1月21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澤維多時提議：“將移交澳門的時間定為12月20日。”[21]

1月21日晚，周南設宴款待阿澤維多一行，席間進一步指出：“澳門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們不是12月25日要過耶誕節嗎？接著就新年放長假嘛！在放長假期間搞回歸慶典，合適嗎？是不是稍微提前一點？”[34]

對于中方要求，阿澤維多表示此行沒有肩負談判的使命，需要請示后才能決定。1987年3月7日，葡萄牙政府再次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決定：“接受中國政府的提議，同意1999年12月20日零時，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22]

1999年12月19日下午5時，第127任澳督韋奇立在澳門總督府進行最后一次降旗儀式，為政權移交儀式拉開序幕國家人文歷史

1987年3月18至23日，時隔5個月后，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第四輪談判。在本輪談判中，雙方“就協定文本的內容取得了一致意見”[35]，澳門的回歸時間正式得到確認。至此，中葡關于澳門前途問題談判過程中最核心的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得到圓滿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