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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工作是一座富礦。選調(diào)也好、交流也好，如果沒有這些制度安排和組織的信任、重視，個人可能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跨越幾千里路，飽覽大好河山，感知不同的地域、民族、風俗，提升自己的本領(lǐng)。基層是一本大書，實踐是一座熔爐，你可以在這里學會面對和處理復雜局面，學會與人打交道，學會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任何時候不能放棄學習，腦子要始終高速運轉(zhuǎn)，把工作變成研究，把研究做成工作，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

年輕人應(yīng)該珍惜和把握住這種機會，多向身邊的領(lǐng)導和同事學習，多向基層工作的“老法師”、“明白人”請教，多往下面跑一跑，聽聽你的服務(wù)對象的需求和難處，盡力地幫助他們排憂解難。就像總書記所強調(diào)的那樣，越是機關(guān)工作人員，越應(yīng)該不斷自覺提醒自己要下基層、接地氣，這樣你對真實中國的理解才能更深，對基層工作者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的不易才會理解更透，反過來才會在機關(guān)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更加注重基層視角、避免拍腦袋決策。

基層工作會議的強度和工作量超乎想象

觀察者網(wǎng)：文山會海、任性問責、一票否決、頻繁檢查、精準填表……近年來，形式主義在基層不斷被吐槽，卻仍有蔓延之勢。您在基層工作時，是否也有這樣的體驗？您覺得對于基層形式主義的某些現(xiàn)象，有何破解之道？

曹東勃：這點的確是有體會和同感。我看了一下這一年的工作日志，最密集的時候大概每天都在開會。有的會是要做出決策和部署工作的，有其必要性。而且這類會議的強度和工作量之大也超乎想象，比如政府常務(wù)會通常兩周一次，有需要的時候還會臨時加場。為了應(yīng)對上級的各種一票否決和檢查督查的要求，基層政府也只能一石多鳥、會中套會，專題研究相關(guān)工作，留下痕跡，便于備查。

縣級政府不同于同一級別的其他單位，它實際上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樞紐。所以一個條線部門的處級干部，可能都未必有機會“開如此多的會議”，但是同級別的縣級領(lǐng)導，各種會議都會找上他們。某些重要的工作會議，為了把責任壓實，會一直把視頻會議開到縣級層面，比如非洲豬瘟防控、校園安全檢查等等。那么中央的會議開完后，省級的就要接著開，然后是州市的再開，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地往下開。這類會議效率是比較高的，講的也都是干貨。

還有一類會議的“含金量”就打了折扣，明明可以借助通訊技術(shù)手段通過視頻就能夠開好的會議，一定要把各縣市的領(lǐng)導干部召集到州府所在地去開會，會場也沒有討論，只是領(lǐng)導講話布置工作，講完就散會。因而此類雞肋會議也是始終存在。

漫畫圖 圖自網(wǎng)絡(luò)

除了這種開會，還有來自條線和地方的各種考核、督導、督查、調(diào)研，這里面總不免有一些重復性的、低效率的事情，給基層的日常工作造成一些影響。以前人們總是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實際上這個話現(xiàn)在要中性地看，基層有的時候之所以要不得不“有對策”、搞變通，也是迫不得已，很多事情不得不同時頂著多個帽子來做，一石多鳥，否則難于應(yīng)付鋪天蓋地的各類要求。所以這兩年“上面千把錘，下面一顆釘”這句話得到更多的認同，也得到上級的理解。它的基礎(chǔ)是我們這樣的五級政府格局下，縣級及以下是根本，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這一點在我們的基本制度剛剛確立的時候，毛主席就認識到的。他1956年在《論十大關(guān)系》中就深有感觸：“現(xiàn)在幾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lián)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wù)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泛濫成災(zāi)。這種情況，必須糾正。”

周恩來總理將治理統(tǒng)計報表泛濫上升到反對“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這樣的政治高度。他對此有過形象描述和深刻批評：“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傳；來往多，不談”。為此，當時國務(wù)院要求各部門自上而下清理自查和各地方自下而上揭發(fā)“非法”表格，對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開展嚴肅的批評問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統(tǒng)計報表滿天飛的不正常現(xiàn)象，清除廢止了一批冗余的報表制度，改進了黨的工作作風，優(yōu)化了社會治理。

幾十年的政府改革中，簡政放權(quán)、清理文山會海一直是主要內(nèi)容。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關(guān)鍵節(jié)點即將到來之際，做好精準扶貧工作成為補齊短板的重中之重。可是近期，各方面渠道所反映的工作流程漏洞和基層干部苦衷，讓人們看到了某種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的死灰復燃。

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以各類統(tǒng)計報表為載體的人為工作量有增無減，豈非咄咄怪事？部分干部為了獲得準確信息，將大量工作攤派到農(nóng)村一線，使原有依托于熟人社會環(huán)境的、較為自然的社區(qū)治理關(guān)系驟然緊張。部分農(nóng)村基層自治組織疲于登記造冊，部分貧困農(nóng)戶的真實信息得不到反映。以至于一些大學生村官，也陷入于村委會辦公室的各類文牘工作的汪洋大海之中，成為應(yīng)對各類報表的office達人，甚至擠占了下到農(nóng)戶家的時間。難道他們“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只能做這些紙面工作嗎？形式主義的可怕后果，由此可見一斑。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真的很有必要。

我覺得作為基層干部，經(jīng)常在思想觀念、生活學習作風上檢視自己，通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一種很有必要的凈化靈魂、改變思路、更新觀念的必要形式。關(guān)鍵是把自己、把本職工作“擺進去”，對照同領(lǐng)域的最好標準來“找差距”、“抓落實”。少簽一些除了轉(zhuǎn)移責任之外別無價值又很難落實的責任狀，少搞一些拍腦袋、一刀切的運動式治理、泛濫成災(zāi)的一票否決和虛頭八腦、大而呼隆的考核。嚴格落實好中央對于為基層減負、治理文山會海的各項文件精神，簡化考評體系，相信一些現(xiàn)狀是會得到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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