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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心學”真的萬能嗎？

在嘉靖年間，想贊頌王陽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萬歷以后，想要批評王陽明也變成了一件有些困難的事情。

王世貞曾有評論：“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會氛圍相對寬松、思想頗為自由活躍的萬歷后期，講求自我意識，強調自我價值的心學可謂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業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榮華富貴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為自己開脫。

在“本心”的引領下，只要你能說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對的。晚明文人本來就容易劍走邊鋒，甚至行極端之事，陽明學所具有的解釋空間正符合了他們的訴求。在后學的追捧下，王陽明很快走上了神壇，陽明之學更是風靡一時。

近代以來，王陽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還要高。1926年梁啟超在對青年的演講中，將“依著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稱作“唯一的救濟法門”。日本名將東鄉平八郎據說隨身攜帶一塊印章，上面刻著“一生伏首拜陽明”。蔣介石自謂王陽明的忠實信徒，稱陽明心學為“終生的食糧”。就連毛澤東年輕時也深受王陽明的啟發，在長沙第一師范就讀時撰寫過《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師楊昌濟的器重。

時至今日，自稱崇拜王陽明、尊奉陽明心學的人依然很多，《王陽明全集》多次再版，據說，不少都被總裁、老板收到了辦公室的書架里。面向企業家的“陽明心學高峰論壇”已經召開了許多次，還有的公司專門花時間與員工討論陽明心學。

影視劇片段

無論是作為儒學，還是作為哲學，成系統地學習陽明心學顯然都是有門檻的。但為何這么多人都能來追捧呢？或許至少有兩點原因，一是王陽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著追顯然沒錯。另一個原因在于陽明心學看起來并不難學，不就是自己修煉心性嗎，閉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壯志，似乎就成了“心學”。而越想越開心，越想越興奮，恨不得馬上加班加點去付諸實踐，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陽明是圣還是人，前面的講述已經已經很清晰了。其實，陽明學在日本的火熱也是例證，日本雖然早早就引入了陽明學，但尊崇的高峰發生于幕府末年、維新時期。當時的日本處于多災多難之際，陽明學的責任感與體驗心深深啟發了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初，日本使團考察西方，就深受陽明學知行之說的推動。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維新，王學為其先導”的說法。

回歸中國，近代以來陽明學說深受追捧，自然也與當時中華民族身處的境況息息相關。一方面，當時的中國與維新之初的日本具有類似的情況，都急迫渴求改變現狀，像王陽明這樣既有學術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國家的偉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對于個體而言，心學更容易表現為具有實操價值的方法論。從“致良知”到“知行合一”，這個過程可以簡單解釋為樹立遠大理想、腳踏實地去努力，期間初心不改，百折不撓，直至于成功的歷程。尤其在艱難的時局中，陽明心學的哲理表達更有滋潤心靈的功效。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資料圖）

總而言之，近代以來，陽明心學中最有意義的部分當屬“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則未必那么有積極意義。而以筆者的理解，陽明心學至少在三個方面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首先，心學無法回答“惡的問題”，既然人心本是好的，為什么接觸外來事物會產生偏差？進而出現惡？這么說或許有些太哲學，擴大到現實中，問題就會表現為“我認為是正確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從本心出發，論證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違道德、有違國家利益，乃至有違法紀，都可以理直氣壯去做。晚明以來，王門后學之所以會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與之相關。

其次，作為為人處世的哲學，心學并不適合于絕大多數人。對于根性好、天縱奇才的人來說，心學讓他們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但在客觀上，絕大多數人并沒有那么高的才華，與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賢指定的道路老老實實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后，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心學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國之學。王陽明雖然講求“知行合一”，強調親身踐行。但現實中，絕大多數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為腦袋知道、嘴巴踐行的自我感動。晚明的許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評為“迂儒”，莫不與之相關。

更何況，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個人的“良知”是一樣的嗎？從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稱是王陽明的忠實信徒，但僅憑心學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見，“一念開明，反身而誠”的心學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勵、陶冶心情，但更關鍵的興亡之道還在心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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