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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來，緣于歷史資料的增加，關于極端氣候的記載也更為豐富。宋徽宗政和元年冬，風雪封凍了太湖，冰面堅硬足以行走馬車。四十多年后的冬天，金朝使臣出使南宋，途徑蘇州時也遇上了冰封河道，船夫被迫以鐵錘破冰，方才得以前行。當時臨安的降雪頻率也遠高于今日，據記載，在公元十二世紀的杭州，至遲到農歷四月還有過降雪。想來在當時，因為太過常見，“斷橋殘雪”恐怕也就算不上網紅景點了。

作為千年來最為寒冷的時代，16至17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多次嚴重的極寒事件。明武宗正德元年，海南萬州出現降雪天氣，這是我國記載的發生在最南方的降雪。三年后，一場大寒潮席卷南下，江南的竹柏大量凍死、柑橘絕種，黃浦江封凍，冰面厚度達到二尺有余，并且持續一個多月。從公元1650年到1700年，在五十年之間，太湖、淮河、漢江至少出現了四次結冰時間，洞庭湖也有三次結冰。

直到清代中后期，極寒天氣仍時有發生。以當下正經歷酷暑的上海為例，繼明代出現黃浦江封凍之后，清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六年、咸豐十一年、光緒十八年又出現了冬季奇寒、江面封凍的事件。光緒十八年時上海已有近代氣象統計，據記錄，當時出現了零下12.1度的極端低溫，徐家匯積雪深度達到29厘米。

有極端寒冷，就必然有極端高溫。而且在氣候冷熱大波動的曲線中，也存在著小區間的波動。比如在清中葉乾隆年間，就數次發生了大范圍的極端酷熱天氣。乾隆八年，山西、直隸、山東遭遇極端酷暑，各地官府紛紛報告本地“土石皆焦”、“大旱千里”，大量百姓因暑熱而死。

普通百姓因為沒有對抗極端高溫的手段，面臨著生存危機。乾隆皇帝雖然外有避暑山莊，內有冰塊降溫，不至于受此苦難，但也燥熱心急。面對各地進呈的急報，此時還很年強的乾隆帝寫下了“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的御制詩。據當時在清廷供職的傳教士測量，乾隆八年北京的最高溫度達到了44度以上，而且溫度長期超過40度，可能比當前江南的高溫還要兇猛。

單就氣象數據而言，無論是寒冷還是酷熱，在全球氣候總體由寒轉熱的大環境下，如今我們經歷的極端氣候可能大多都算不上“史無前例”。早在幾百年，甚至二、三千年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遭遇過類似的極端氣候。

故宮雪景，圖自故宮發布視頻。

天氣改變歷史

有一種聲音認為，既然歷史上有過比今天更熱的時期，也有過比今天更冷的時期，我們又何必焦慮呢？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但至少忽略了氣候波動對歷史的影響。

氣候帶來的影響通常直觀表現于動植物的遷徙變動，比如西方學者關注的“大象的退卻”。但事實上，因氣候而“退卻”的從來都不止是大象。孟子曾說過，周公輔佐武王、成王，驅趕虎、豹、犀、象，于是天下百姓大悅。但結合商周之際轉寒的氣候，這些大型動物的南遷，真的是當時的人力能夠驅趕的嗎？恐怕更多還是中原水、熱環境改變所致。

由此，有人提出了大膽的想法，武王伐紂的勝利與商朝此前的內耗有很大關系，而商紂王之所以耗費人力、武力討伐東南的淮河流域，正是出于對氣候變化的應對。由于商朝的統治核心區連遭寒冷、干旱的打擊，商人迫切想要奪取水熱條件更好的土地，這才有了亡國之前的遠征。

在極端氣候引發的的連環打擊下，王侯貴族身死國除，普通百姓也不會好受。比如在東漢到南北朝的六百年里，寒冷、干燥的氣候促使北方少數民族南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戰爭，還加劇了饑荒和瘟疫。張仲景、華佗等名醫之所以在這個時代大放異彩，恐怕也與這一時期慘淡的民生、波動的極端氣候有關聯。

就宏觀的國運、國勢而言，明朝的滅亡可謂是天氣改變歷史的經典案例。天啟、崇禎年間北方連年干旱、氣候寒冷，即便明王朝免除了陜北的賦稅，農民依然生計無著，只能揭竿而起。明末連年災荒、起義此起彼伏，而內憂外患的明朝既無賑災之糧，也缺鎮壓之餉，即便皇帝有心，亦無能為之。

就微觀的歷史過程而言，極端天氣對歷史的影響更為常見，各國歷史皆有這樣的例子。比如莫斯科的寒潮，曾經不止一次幫助過俄國人擊敗入侵者。還有太平洋的臺風，毀滅了元朝進攻日本的艦隊。假如那日和今年相似，臺風稀少、降水不豐，日本列島恐怕就要兇多吉少了。

對于如今身處工業化時代的人們來說，應對氣候波動的手段更多了，自我保護的能力也更強了，但與此同時，需要做好的準備也更多了。事物總是相互影響的，氣候亦是如此。

舉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河湖水位的升降勢必影響到農作物的灌溉，糧食的生產情況顯然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空調房或暖氣房是逃避酷暑和嚴寒的好地方，使我們的生活比古人更為從容。但要有可持續的冷氣、暖氣可用，卻需要遠比古人更復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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