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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未來10年，世界秩序的解體會發展到什么程度？這將對國際機構、國際制度、雙邊和多邊條約以及國際體系的其他要素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因素可能繼續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類何時會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近日，北京對話特約專家趙華勝教授與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主任科爾圖諾夫聯袂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處于解體的初始階段，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目前不太可能達成新的國際"大協議"，但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務實合作，推動全球治理保持穩定。中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努力恢復聯合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兩國還應與"南方國家"攜手，通過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等機制為維護國際秩序和加強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貢獻。

該文俄文、英文版由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IAC網站首發。英文標題為《The World in 2035: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中文版由北京對話公號首發，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文/ 科爾圖諾夫、趙華勝】

本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即將過去，第二個四分之一很快到來，我們離新千禧年的初期已經越來越遠，現在，是時候思考2050年或至少2035年時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了。未來10年世界秩序的解體會發展到什么程度？這將對國際機構、國際制度、雙邊和多邊條約以及國際體系的其他要素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因素可能繼續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類何時會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問題的根源

2035年的世界將不同于2024年的世界。全球人口將再增加10億，從現在的80億增加到近90億，但總體增長率將繼續下降。全球變暖可能會在2030年至2035年的某個時間點超過1.5攝氏度的臨界點，從而引發地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全球經濟增長將繼續，但可能會明顯放緩；亞洲可能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國家經濟優先事項可能繼續從傳統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轉向更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參數。到2035年，大部分人類將生活在未來學家所稱的"后信息經濟"時代。

當然，所有這些趨勢都可能被各種"黑天鵝"扭轉，從不可預見的致命流行病到可能徹底摧毀人類文明的全球核戰爭，不一而足。2024年至2035年期間還可能發生許多其他不可預知的事情——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你看過《流浪地球》嗎？），本文中，我們將討論范圍限定在那些排除了最具災難性和最不可能發生情景的世界秩序的潛在變化上。

當前世界秩序的解體仍處于初始階段。迄今為止，它主要影響了俄羅斯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相對較小范圍的雙邊和多邊機構和制度——從聯合國安理會和美俄戰略武器控制制度到北極理事會和歐安組織，再到全球能源和糧食市場。然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解體正日益影響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的許多其他領域——如世貿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防擴散機制和反恐合作、各種地區安全和發展機構。

反對“脫歐”的示威者手舉標語牌站在英國倫敦議會大廈外。（圖片來源：新華社）

并非所有的解體趨勢都與俄烏對抗或美中對峙有關。早在這些不幸的事態發生之前，一些問題日益嚴重的跡象就已顯現。例如，《關于伊朗核計劃的全面協議》（JCPOA）早在2018年就因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效，2019年華盛頓還退出了與莫斯科簽署的《中導條約》（INF）。2015年，一場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襲擊了歐洲。2016年，英國舉行了頗受爭議的脫歐投票。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加劇開始得更早——至少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從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到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等區域多邊機構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歷了困難。世界各地問題的累積最終引發了以前普遍公認的規范、程序和原則的雪崩，而這些規范、程序和原則早先曾維持著全球穩定和國際秩序。

因此，認為當前的多邊主義危機完全是由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急劇惡化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的，未免過于簡單化。多邊機制和制度的問題有更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根源。這些機構和制度的效率甚至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民粹主義者認為它們越來越脫離普通民眾，只代表著世界主義自私精英的利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猛烈抨擊聯合國，歐洲民粹主義者妖魔化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機構，這些都足以說明問題。在經濟日益困難、社會日益緊張、安全日益受到威脅的時代，這種情緒的醞釀和爆發難以避免。

不探討民族國家內部的一些根本性變化，我們就無法分析全球治理的危機。我們所觀察到的情況可以被描述為：由于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和新的社會交流手段的出現，傳統的社會和政治動員機制的長期衰退。在許多國家，傳統政黨正在失去對權力的控制，核心國家機構和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右翼與左翼、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舊有政治邊界線變得不再穩定。在這些趨勢的影響下，民族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由非常脆弱的政治聯盟來治理，這些聯盟極易受到公眾情緒和偏好甚至是微小波動的影響。當然，也很難指望這樣的政治聯盟會奉行一貫的、負責任的外交政策。國際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在不斷增加，這種趨勢今后很可能會繼續下去。

延續與變革

毫無疑問，如果現今的國際趨勢繼續下去——現在看來它將繼續下去——國際秩序將發生更深刻、可能更危險的變化。簡言之，原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一些基本框架仍會存在，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仍能體現著國際社會的共同理念和需求，盡管國際社會陷入深刻分裂，但多邊平臺仍被各方需要，另一方面，現在國際秩序的轉變從性質上說仍是一場在原基礎之上的演變，而不是徹底摧毀舊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我們不應低估許多長期國際慣例、規則、甚至習慣和傳統的韌性；這種韌性在過去兩三年中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證明。在2035年的世界中，我們很可能會看到許多2024年的世界甚至1945年的世界的遺痕。

4月8日，紐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重新審議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申請。（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是，從現在起的11年后，原有國際制度的權威性受到的尊重可能更低，它們的功能有效性會更減小，它們——或其中大部分——可能僅僅成為政治性或象征性的機制。一些無法適應新需求的功能性機制將失效或解體，如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舊安全機制，而在歐洲建立新的安全機制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很難想象在2035年，我們能在東北亞或中東等地區看到新的發展完善、制度化程度適當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當前的體制疲勞很可能會繼續存在，而這種疲勞將成為啟動新的全球或地區機構的嚴重障礙。

與此同時，反映其成員共同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需求的地區組織和次國際機制不僅會繼續存在，而且可能成為更加顯要的主角，如金磚集團、上合組織、歐盟、北約、東盟、阿盟等等。不應低估歷史悠久的組織所積累的制度慣性；幾乎無法想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如何解散，甚至如何徹底轉型。相反，至少其中一些多邊機構的成員數量極有可能增加。我們還可以預測，其中一些機構內部會做出更加靈活的安排，使成員資格與伙伴關系之間的紅線（如“金磚四國+”）變得模糊。而擴大規模的代價將是決策過程更加復雜和繁瑣，以及這些組織的紀律更加松散。

與聯合國不同，以問題為中心的地區性甚至全球性機構由志同道合的成員組成，因此在政治上更加一致，在職能上相對更加有效。這些機構的興起可能會無意中導致國際體系的進一步分裂。換言之，統一的國際秩序的存在將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意義，而地區組織和次國際機制的作用將更具實質性（以問題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結構的重點將從主要的多邊機制轉移到次要的多邊機制?？傊?，2035年的世界將比2024年的世界更加支離破碎，這將使實現全球治理的任務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

國家危機

當前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世界秩序的瓦解會或不會對單個國家產生影響？是否有可能避免進一步加深脆弱國家及其國內社會和政治體制的危機？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否會加深？可能出現的國家危機會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環境和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和能源安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國際移民產生什么影響？

國家危機可能會持續下去——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到2035年，我們將在中東、非洲甚至南亞等地看到更多的“失敗國家”。其中一些國家的民族認同感仍然非常薄弱，對特定國家的歸屬感往往不如對部落、地區或宗教信仰的歸屬感強烈。這些問題還將因日益增多的跨境移民而加劇，這些移民經常產生混合或平行的身份認同。今天，約有1.84億人（占全球人口的2.3%）生活在其國籍國之外。到2035年，這些數字很容易翻一番。

由于弱小國家的自我保護能力弱于大國和強國，它們往往更強烈地感受到國際秩序崩潰的沖擊，它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更加惡化。如何適應這種環境，是它們面臨的一大挑戰。除了棘手的國內問題外，地區沖突將發展并變得更加可能，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容易蔓延，消除貧困的目標將更加難以實現。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2日，加沙地帶南部汗尤尼斯，以軍從加沙地帶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隊后，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家園已是遍地廢墟滿目瘡痍。（圖片來源：IC photo）

另一方面，大國在世界偏遠角落參與援助的意愿可能依然不高。由于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或海地等地的明顯失敗或最近的嘗試，援助國家建設的想法已經大打折扣。發達國家的多重國內問題也將限制其進行大規模資源再分配的能力或意愿。這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局面，即全球南方的大片地區將事實上被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盡管從法律上講，它們仍然是合法的國際行為體。然而，這種排除也有其局限性：“失敗國家”將繼續通過“輸出”新一波的非法移民、跨國犯罪（包括毒品和人口販賣）、污染等問題，引發國際問題。

不難預料，國際體系的不斷瓦解，尤其是中美之間的日益分裂，將給全球經濟、技術進步、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和能源安全帶來巨大損失，更不用說核擴散、地區沖突和國際恐怖主義等挑戰了。從理論上講，小國可以在中美兩個經濟巨頭的競爭中左右逢源，由此獲得額外的好處。然而，這種收益即使能夠實現，也會被影響到每個人的全球經濟損失所抵消。

當今的悖論是，世界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但當前的地緣政治趨勢卻將世界推向了相反的方向。這一運動的確切代價在于許多獨立變量，特別是取決于俄羅斯與西方的沖突可能會持續多久，以及中美戰略脫鉤的全面性和徹底性。

無論如何，在2035年，我們應該準備面對這樣一個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凝聚力下降，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更加明顯且更具破壞性，自然資源競爭更加激烈，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更加緊迫。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時代可能也會帶來一些無意中的好處——例如，軍事技術競賽的加速可能會為民用技術的發展提供新的助力。它可能會像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時期那樣，推動東西方新的社會保護、經濟發展、教育和研發戰略。然而，所有這些好處都無法抵消全球體系分裂所帶來的新問題和新風險。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在未來十年中，負責任的行為體應能夠以最有序、最不痛苦的方式管理分裂，即使它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問題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國家領導人是否有能力掌握“分裂管理”的藝術，還有待觀察。這門藝術需要極大的耐心、同理心、耐力和遠見——這些都是國家治理所需要的素質，而這些素質一直都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