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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湛和王輝手下的馬仔，四出到淪陷區各縣腹地和蔣管區中亂竄，為華豐谷米埠搜購糧米，與敵特、大天二、蔣管區人員都有勾連，沿路通行無阻，彼此有暗語招呼。派到外地采辦谷米的馬仔，約達五六十人。這些人一方面由華豐給予從業人員的固定工資，另一方面還按照采購實績，給予傭金，以資鼓勵。

在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手段下，華豐谷米埠就把大批谷米實物采購到手。由于偽幣中儲券貶值不定，居民以酸枝云石枱椅和他們交換，每運米來市后，隨即有許多名貴家私一船船運到港澳獲取暴利。郭湛和王輝沒有國統區國民黨大小官員的“幫助”是完不成自己“發家致富壯舉”的。

閩粵贛邊區司令部司令香翰屏、副司令歐陽駒將韓江上游各縣糧食（這些地區一向缺糧，靠洋米及蕪湖米）當時國外米源已斷，主要靠內地，他們將杉木、燃料、鎢錫礦等占領物資利用其軍事壟斷，組織走私集團，運到汕頭（淪陷區）銷售，當時國民黨潮汕專署的檢査站曾兩次截獲過他們偷運的物資，香翰屏的司令部竟派科長來國民黨潮汕區專署，要求專署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陳卓凡放行，遭到陳卓凡拒絕。武裝走私不是個別現象在國民黨第七戰區是極為普遍的，如國民黨第63軍186師（余漢謀粵系部隊）師長李卓元（臺山人）和中統特務蘇銳松（普寧人）、軍統駐潮汕抗日別動隊總隊長姚萬杰（揭陽人）經常武裝走私。

李卓元的岳父成立大豐公司，直接間接偷運糧食出口，同時盜運鎢砂、錫礦等戰略物資，賣給在汕頭的日本人的三閭公司。這些軍統、中統特務和余漢謀部隊自恃為“天之驕子”公然以機關槍、步槍武裝押運，勾結私梟聯手大發國難財。興寧的報紙報道：“有奸徒勾結軍政人員武裝運米資敵的消息。由山城經水口到留隆前線，只有三日的路程，據確報，兩擔米可與敵人換一條棉紗（價值七萬元）。”④

陳卓凡先生受海內外鄉人的委托，主持潮汕區救災工作，接著任潮汕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主要是辦理災情善后。（當日李任潮先生任桂林行轅主任，出席指導廣東省行政會議，有鑒于潮汕區災情慘重，薦陳卓凡接任該區行政督察專員。）陳卓凡先生就職伊始，便組織各鄉聯防緝私，來對付武裝走私和底私的特務們。

并議訂各鄉聯防公約:如發現武裝走私，即鳴鑼擊鼓報警，各鄉聞警應即鳴鑼擊鼓響應并派武裝追擊，如聞警不采取行動者即以通敵（漢奸）論罪，截獲私梟物資及槍彈全部撥獎立功鄉民。因公傷亡者由專署負責醫治或撫恤。各鄉有一定的組織和武裝力量，且在重賞之下，大家對于緝私極為踴躍，故一時頗為收效。

桂林《大公報》記者甄凱報道：“那些喪心病狂的不肖之徒，為了追求七八倍的厚利，便不惜依恃勢力禍國殃民……許多人都說天災害人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今日何日，豈容人禍再荼毒生靈……《時事日報》報道：《其身不正則令不行》，山城槍決了不少搶米犯，但槍決走私犯及囤積犯的事卻少見聞，結果走私猖獗，大大的激起輿情的騷動。城頭上開始出現不平則鳴的標語。士紳們集議組織鄉團，用人民的武裝去防止走私，果然米價便由一百元二斤跌至二斤半，這不能不說是民眾的力量。”⑤

面對災荒民眾自發組織起來與國民黨發大小官吏斗爭。倒賣糧食、戰略物資還不算什么，更令人發指的是在大災之年搶劫自己的同胞！

刮地三尺

廣東省梅縣的米店甚至關門看漲，不賣米；在飯館里吃飯，價是一碗一碗地漲，第一碗和第二碗不同價。糧價越漲，地主糧商手里的糧食就更不肯出手。增城地主賴昌，混名爛頭昌，附近農民向他買谷時，總是一點一點賣，如要求他多賣一些，他便宣稱：“等下還有得貴”。惠陽、紫金等縣的地主、商人，勾結大官做后臺，屯積了幾萬擔糧食，待價而沽。從興寧到梅縣的途中有糧車行駛，車上有武裝士兵押運，糧車上的老板和過往客車的商入互通情報，談到糧價漲個不停，無不眉飛色舞，見災心喜。地主借機放高利貸謀取暴利。

一些大地主擁有上萬畝土地，且有脫離生產武裝保護。他們與土匪武裝兩位一體，甚至與敵偽互通音信。南、番、順地區每畝早、晚稻要交稅稻谷85公斤，地租漲至每150至200公斤。部分地區盛行佃、主二八分租，每月借貸利率高達借一還二。

如梅縣松口的梁月蓀、梁石蓀、李采珍、李相記、李伯存、李邵穎、梁國材、廖介和等，有的是地方豪紳惡霸，有的是地主奸商，勾結國民黨地方武裝勢力和政治勢力，屯積糧食，放高利貸。貸糧的條件十分苛刻，一般是加倍歸還，四、五月間借米一斗，六月收割時要還兩斗，如不歸還，秋收時就要還四斗。借時還要用產業或其他財產作抵押，寫下借據，打下手模。貧苦農民稱這種債為“閻王債”，十分貧苦的人連“閻王債”借不到。

安流文葵的古新風，貧農，家里十多口人，2、3月間缺少糧食，只好上山摘樹葉、挖蕨菜度日；平時做竹器為副業，這時也賣不出去，只得到橫陂去挑擔，也無法維持一家生活。一家大小，餓得沒有辦法，古新風就到地主興祥隆那里，借米五斗，折谷一石，申偽幣二千五百元，契約上寫明：“夏收時，每千元付息谷二石，到期如果拖欠息谷，利折母本計算……”夏季收成極差，一家大小，挨餓度日。到了11月，父親、弟娘和小婦等三人，通通餓死，地主興祥隆迫債更緊，沒有辦法，只好把十五歲的弟弟賣去，得谷三石，還了一部分債。

廣東順德九區單局、麥局二村，一向受鄰村上村李姓地主壓迫，又值大災之年饑民闔族賣村遷徒，兩村所有一切，僅以八千元之代價賣與上村地主李定山、祖值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地主借此機會兼并土地，土地愈益集中，廣大農民以至不少中小地主破產。地主借大災之年謀財、霸占土地不算，還用種種殘酷的手段壓迫農民，其種種手法令現代人難以想象。

保安縣的保安大隊（新中國成立后命名），有六個青年因無食，偷了地主一點東西，便被捉住槍殺。陳天來偷地主陳忠木瓜二十斤，要賠償大洋二百元，無法拿出，被拉到他母親面前槍殺。何新才、何壽妹二人偷了保長曾慶安兩條番薯，被活活打死在田里，還要賠大洋二百元，結果傾家蕩產。溫房生母親把一個親生女兒以一斗米賣給一個惡霸，女兒偷吃漁霸的東西，被漁霸活活打死，還把肉一塊塊切下來腌咸，用來釣魚。南海縣的地主，在田頭張貼告示，對偷竊者“格殺勿論”。

鰲頭鄉譚明桂的八歲獨生子穩仔因饑餓難忍，偷了惡霸地主“快掣七”田里的兩個小芋頭，被“快掣七”捉住，綁在樹上槍殺。譚明桂夫妻趕來跪地痛哭哀求，明桂妻還求代子一死，村人亦愿合伙賠還芋頭十斤，救回孩子一命。“快掣七”堅不答應，拔槍指穩仔說:“我新買的手槍還未發市，借用穩仔‘試新'看看。”話畢向穩仔開槍，穩仔當場慘死。還有更殘忍，更令人發指的！新中國成立后土改從新會縣地主曾堯佳家里搜出一副人膽，原來曾聽說吃人膽可以為其母親“延年益壽”。這幅人膽是曾國旋打劫了江門范埠羅崗的一間小學，將一個小學生在三河殺死取出人膽賣給曾堯佳。⑥地主階級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廣東大災與封建土地所有制有著密切的關系。

國民黨政府的部門中設有水利機構，全無水利工作，對防旱抗災，根本沒有作用。他們在汕頭成立有一個“韓江治河處”，“治河處”的招牌在一個晚上被人涂改為“治何處”。國民黨政府不但一向沒有什么水利建設，就是在旱象己成之時，反動地主、豪紳對農民的抗旱還百般阻撓，極力破壞。梅縣畬坑上墩村有些青年農民發動抗旱，借了幾部水車，挖了一條新圳，打算把河水車上來灌田，但當地的地主借口怕自己田里的水會由里走掉，阻止開圳抗旱。他們請鄰村讓水，也因地主的阻撓而無法實現，結果這些年農民日夜辛，終于無法得水灌田，只有眼巴巴望自己的田干裂枯萎。不僅如此上游水源把持在地主豪紳的手里，他們為了霸占水源，竟然唆使農民為爭水而械斗。

由于文化落后神棍到處活動，在地方豪富的支持下建醮祈雨，搞游神大會，而神棍惡霸從中撈取油水。當時陽江中學的校長指責了他們，斥為害人迷信，被地主嗾人打得華半死。抗旱無效，災情已現之時，地主豪紳就關上屋門，派武裝家丁守望防搶，而農民則只有四處逃荒。農民逃荒后土地盡可以為地主所有，而土地在通貨膨脹中是最為保值的資產。

“政績卓著”

記者甄凱寫道：“今年二月間，揭陽災民已食草根了，仍征繳勒迫了上千余石谷子，三月并催收公債。地方當局為其地位與官要緊，殊不惜災民餓死，以勤榨之資盡行獻媚。現在雖有中央增撥大宗粵省征實余糧七十萬石救災，但七十萬石的谷子要用人員輾成米，非一月后不可了的事，而且省政府規定余糧平糶的價格，照市價七五折，一斗米亦要二百元，一般災民未免有望洋興嘆之感吧!”⑧

地方上的惡霸地主采用極其殘酷的手段維持他的封建統治，國民黨各政府在一旁助紂為虐。

各地的兵、征、派款照常征收，農民不交田賦，就被迫以田償還、還有扒房拆磚的，無所不為。地霸豪富，乘機發財，兼并土地，富者愈富，貧者益貧。鄉下中等人家如有存糧，被查因時就勒令封存，強行征購，等于強槍。國民黨各級搞田賦工作的官員，在災荒期間，關心的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千方百計，而是如何完成征收任務，征得的糧高價倒賣。臺山流行一首民諺:“最衰陳夢周，抵死黎暢九，此人若不走，人民無氣透。”針對臺山縣的糧政科科長陳夢周、黎暢九，趁災追迫勒索，人民有感而發。從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征收的糧食就可見一斑。

《廣東省志 糧食志》第70頁

大災之年仍征收二百余萬石糧食，仍完成了92%的糧食征收，這不可不謂之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政績卓著”！廣東有政府存有1942年度征購余糧70萬石，如能及時和確實地發放，災情是可緩和不致加重。國民黨廣東省各級官吏見到這批糧食如“蒼蠅見到臭肉”你爭我奪，發放計劃等于騙人，最后這種救災糧被公開分肥。

資料來源臺灣（國史館）

李漢魂煞有其事地說:“原準備打算把這批糧食分七個月發放，一、二、三月每月發放百分之十，四、五、六、七月每月發放百分之十五以上七個月共發放百分之九十，余下百分之十作為預備糧。”分別在韶關、西江、四邑等地召開有關的會議進行分肥，確定各區發放數額。會議開來開去，光打雷不下雨。時任廣東省省委秘書長、糧食局局長胡銘藻先生說：“李漢魂這樣做作，不過是為了便于“分贓”，眾目睽睽之下無法獨吞，挑選一個“皆大歡喜”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