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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兩個女兒幫人做傭工，不久又被逐出，這個客棧的伙計將母女三人可憐將其收留，住在客棧旁邊。剛剛安頓下來，客棧的伙計被國民黨抓壯丁，母女三人失去依靠，兩個女兒相繼餓死。國民黨抓壯丁的惡果常常使一個家庭失去其最主要的勞動力，在災荒之年影響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人的命運。

成批的災民不斷涌來，每天都有人在附近死去，逃難來的婦女自念命苦，要做善事圖報，每天在山上挖坑埋葬餓死災民。不是這個逃難的婦女命苦，與這個婦女悲慘命運相類似的無數人苦難的根源在于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統治！百姓沒糧，國民黨黨政軍大小官吏手中的糧多著呢。

第七戰區各部隊都有空額，因而也就有余糧積存，余糧或暗中交給中小商販運往糧價高的地方發賣，或則暗中向貧苦農民放高利貸。對于部隊的補給兵站方面大方之極，絕不計較，報多少就補給多少，省的打了敗仗部隊說兵站補給不足。打了敗仗對于國民黨兵站各級官員更是發財的好機會。

本來平時國民黨兵站就經常偽造報銷憑據，幾百元的開支，浮報到幾千元；價值幾百元的物資損失，每每浮報到幾萬元；打了敗仗最好報銷損失“情況緊急，搶運不及，忍痛焚毀，以免資敵。”這樣幾千大包軍米、幾千幾萬加侖汽油就安安穩穩流到兵站頭子的腰包里去了。兩次粵北戰役（1939年和1944年）就給了各級兵站頭子大發橫財的機會。

1941年第七戰區8月陳崇范任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陳頗有“經濟頭腦”，不僅利用各地糧價的高低不同，貴賣賤買；還虛報運費，從中漁利。1943年廣東大災，東江方面，米價漲至每百斤合法幣150元，即每大包售價300元。陳崇范看到發財的機會來了，利用公家汽車做交通工具，連雇傭商車出動卡車50輛，把大批軍糧運至老隆、興梅等處售賣。

這次運過多少軍糧去賣呢?第七戰區兵站副總監呂鑒周估計：如載重兩噸半的卡車，每輛可載運大米25大包，50輛一次，就可載運大米1250大包，每月運出三次或四次，肯定每月可運四次，毎月就運去大米5000大包，以三個月計算，就運去大米15000包，每大包售價法幣300元，共得450萬的法幣，這些軍糧被陳祟范以各種理由浮報損失。②

按照中國預防醫學院、國家統計局在《中國七省市食物營養與健康狀況》中提供的數據，中國衛生部推薦的營養標準中限定，一個人一天需要攝入的熱量為10048320J，蛋白質70g和脂肪65g，這些營養需要糧食0.681kg，一個月需要20.43kg糧食，這是維持最基本的生命所需要的。

1包約合106斤，1大包約合210余斤，15000大包約合糧食3000000斤合1500000公斤，除以每天必須的糧食需要量，陳祟范貪污的糧食夠7.3萬余災民吃一個月！在廣東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將這批糧放出去賑災將救火多少于水火的饑民？這批糧節約分配再加之以野菜等輔助品至少可以保證十萬災民渡過在災荒最嚴重的五月份，也就是說十萬災民的性命就死在陳祟范的手上，這批糧食大部被國民黨的蛀蟲們倒賣給日偽，而陳借此大發橫財。

1944年國民黨豫湘桂大潰敗，第七戰區轉進到龍南時，陳崇范妻子由韶關坐一輛卡車到龍南，為了避免別人注意，用很多步槍子彈箱裝載金條，偽作子彈裝上卡車。

迨抵達龍南，卡車開進鄧秀峰分站的時候，有一箱被碰壞，一條條的黃金漏出來，旁邊的人驚的目瞪口呆。可以看出陳宦海遨游所得頗豐，漏出的不是黃金而是饑民的血肉！陳崇范這人算是極品，他父親從家鄉看他，呆了幾日都不見讓手下人給五百塊錢了事。而其父死花了十余萬給其父親風光大葬、大宴賓客，真真是一個“大孝子”！

第七戰區最大貪污犯當屬第七戰區總司令余漢謀，抗戰結束后第七兵戰區兵站取消，部隊調往他處打內戰，結余的大米以15元一斤計算，陳給了余漢謀4億法幣。國民黨第七戰區軍隊在大災之年不僅貪污軍糧謀利，他們所作所為更是開創了世界戰爭史的先例。

奇怪的戰爭

大災之年日偽統治區也面臨缺糧，為了保證統治區的“安定”，日偽方面取消了國統區物資進入日偽限制。1943年4月26日《廣東迅報》（日本侵華機關報）刊登了這樣的新聞:“省糧管局昨布告準許自由運米入市，限制配給，兼食什糧或自由購買。布告內稱：現在谷米來源益絀，配給額數…酌予變通……為增加輸入米糧，暫準商農自由運入市………配給米額……不足之數……自由購買補充，悉所其便。谷米入市之限制，自本日起，暫行撤銷。不論何項人等，予運谷米來市，自由買賣。”③日偽以工業制成品廉價吸取國統區糧食，在潮汕、沙坪等處以洋紗和肥田粉高價誘購糧食，當時一萬斤米可換肥田粉（硫酸氨）三十包或洋紗十一條，獲利八倍以上，國民黨大小官吏趁此“天賜良機”大發橫財、中飽私囊。

先說日偽統治下的廣州。

汪偽社會局局長民政廳長王英仠，是汪偽救濟會的主任委員，又管糧食，趁米價飛漲，漲到極高時，賣糧，且勾結奸商運去港澳，交換物資，賺錢極多。

廣州漢奸販賣糧食以郭湛和王輝權勢最大，二人合股創辦華豐谷米埠，甚至向日本海軍取得了獨占東堤兩個卸貨碼頭中的一個的特權，供其華豐谷米埠單獨使用，可以隨時停泊卸貨，不予干涉和檢查。而其余的谷米埠，甚至和它業務相捋的東和洋行，亦無此特權，只能十幾家共同使用另一個碼頭。

郭湛、王輝都是廣東當地“撈家”（黑社會），廣州淪陷投入日偽當了漢奸，王輝為漢奸任廣州全市自警團總團長。郭湛、王輝借仗日寇的兇勢，對于水上運輸的工人，百般苛刻，受他們任意凌辱的運輸人員，敢怒不敢言。

1942年年末旱情初現，廣州發生搶購糧米的風潮，許多米鋪的存米被購買一空。郭湛等人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他和臺灣人陳思齊勾結，借口解決廣州米荒，通過日本特務機關的批準和協助，從臺灣運來大米4000包。陳思齊是承辦廣州鴉片煙販賣的“福民堂”的經理，日特務。這批谷米從臺灣運到后，他們深恐一旦公開會遭到搶劫，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分別存放于民房內，以便于囤積居奇。

計存放于維新路華南建筑公司堆房（現華僑中學附近）2000包，存放于仁濟路和一德路民房各100包，以低價租金賃用民房，避開東堤倉庫。

敵特務機關為了保護這批谷米，還派出漢奸密探在其附近把守。《廣東迅報》記者鄭廣忠問郭湛：“何以大米不賣呢?不怕影響大局前途嗎?”郭湛笑著說:“這些米即使全部賣出，如同在大碗里撒些胡椒，實在無濟于事。人人每天都要吃飯，我們放了出去就再沒有來路了。遲早都是要死人的，怎么會影響到大局呢？有了后路來源批一批搗動放出去，就有大利可圖了。”

這400包大米后來賣出去獲暴利達到原來購買價的200倍，其利潤由郭湛、王輝、陳思齊和一班狗腿子共同分肥了。他們有了這些暴利，異常闊綽，整日花天酒地，到大三元酒家宴客時必以請帖邀記者鄭廣忠參加，鄭廣忠借此得知其大災之年倒賣糧食的真實情節。

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嚴禁偷運糧食“資敵”（即運糧進淪陷區），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在1942年就電請蔣介石實行糧食管制，不許糧食私自外運——但禁者自禁，運者自運，所謂禁止糧食外運不過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