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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們需要重點關注一下正發黨時代，因為正發黨執政的時間比較長（2002年至今），可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析單位。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正發黨的外交政策很顯然以“零問題”為主導。大家現在提到“零問題”時，總是會嘲笑其名不符實。其實，很多土耳其人也在嘲笑政府的這個政策，說土耳其外交“零問題”變成了現在的“零朋友”。過去這些年，筆者在土耳其進行了多次調研，其實也很少遇到支持“零問題”政策的人，因為，筆者接觸到的人可能很多都是相對偏向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或持所謂中立立場的研究機構。

但是，所謂“零問題”政策的失敗，不能被歸結為埃爾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失敗。因為，土耳其所處的中東地區或者說西亞—北非—高加索地區，其地緣政治的環境是變化迅速、多元而動蕩的。

“零問題”政策的失敗，在筆者看來，并不是正發黨外交政策的失敗，而是土耳其根據對外部世界形勢與格局變化的判斷，不得不進行的調整。這種調整，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著不確定性，任何人處在那個位置上，領導那樣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對中長期（比如10年后）的局勢做出準確無誤的判斷。放棄“零問題”政策是一個自然變化的結果。

與“零問題”政策有關的一個重要人物是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他既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政治家。我們已經討論過他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一個叫“戰略縱深”，一個叫“樞紐國家”。這兩者實質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戰結束后的時代奉行更加主動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2019年12月13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前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宣布組建名為“未來黨”的新政黨。圖自新華社/路透

正發黨政府奉行的其實是積極的務實主義外交戰略，這與冷戰結束以后土耳其改變自身的國家戰略定位有密切的關系—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橋梁國家，而要向一個樞紐國家轉變，尋求獲取戰略縱深。

從特定時間段的地區形勢來看，“零問題”政策實際上也是符合這一外交戰略的。因為在正發黨執政初期，土耳其對于周圍形勢的判斷，主要是要加強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這其實也是延續厄扎爾時代以來的政策。非常籠統地說，土耳其跟中國有著很相似的經濟結構，比如也是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使得它需要尋求更為廣大的消費市場以及更多的能源供應。作為一個能源貧乏但制造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土耳其走“零問題”外交的路子，當然對自己是有利的。

但是，自2011年之后，在中東地區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執政集團就算還想維持所謂的“零問題”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嗎？

前面講到，土耳其受到多種結構性條件的制約，以及它所處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種國際組織對它的制約。在這些復雜的結構里，土耳其要應對復雜多變的地緣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種理念，而必然要去尋求更為積極的、務實的做法。所謂“阿拉伯之春”發生了，突尼斯、埃及、敘利亞等國家的局勢正在起變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土耳其該何去何從？它當然得看美國、歐洲或者俄羅斯怎么做、怎么想，土耳其的選擇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積極表現，比如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持、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土耳其的積極政策是不是基于正確的判斷呢？很明顯，最近幾年，無論是在敘利亞還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謂積極政策的苦果。但在敘利亞、利比亞，乃至阿富汗，土耳其并非沒有收獲，甚至可能收獲還不小。雖然這些地方的形勢不會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預想的那樣發展下去，但土耳其在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積極主動地把握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現實，就算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人們嘲笑它，無非是說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細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無論是陸軍、海軍還是軍工產業，尤其是在中東國家當中對比的話，你就不會貿然做出判斷了。

除了積極進取的現實主義之外，土耳其外交還有一個特點需要重視，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歡使用現實的和歷史的身份政治符號。這些符號包括所謂突厥的、伊斯蘭的、奧斯曼帝國的、東—西方文明的等等，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復雜的歷史資源有關。例如，2020年7月的圣索菲亞博物館改成清真寺的問題，就是對這些歷史符號、身份政治和記憶的調動與利用。在納卡沖突中，土耳其積極支持其所謂“一個民族、兩個國家”（tek millet, iki devlet）意義上的兄弟之國—阿塞拜疆，被認為是某種“泛突厥主義”的表現。¹另外，土耳其的內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爾多安個人的烙印，他性格張揚，行事高調，得罪了不少國家。從土耳其的做法到說法，外界已經將土耳其的野心歸納為所謂“新奧斯曼主義”。外界可能更加重視土耳其人的說法和“調門兒”，這很可能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土耳其一些戰略意圖的判斷。

綜觀土耳其共和國近百年的歷史，它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經歷了從與西方結盟、相對忽視東方到更加重視東方、東西并重的調整和轉型。現在有些西方學者擔憂的所謂土耳其正在脫離西方陣營，回歸東方伊斯蘭世界，這個判斷是片面的。他們不能接受一個東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對他們來說，一個現代的土耳其只能是親西方的。這種觀點顯然過于簡單，也過于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現實形勢下，土耳其尋求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和對外戰略定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無可厚非的。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評估這一趨勢。總之，不要被這些符號或說法誤導，當前土耳其的領導人所追求的內外政策，其實就是一種“積極的務實主義”，因此，它總是靈活多變的。

所謂的“新奧斯曼主義”

土耳其在內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經常被外界解讀為要復興奧斯曼帝國。這就是所謂“新奧斯曼主義”的問題。

歷史地看，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勢下的一種自我調整。實 際上，土耳其自冷戰末期以來就在尋找新的國家定位。它原來是美國陣營抵御蘇聯的前哨，冷戰的結束使土耳其失去了這樣的地位。而且隨著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為重要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它需要周邊國家的原材料與市場。這樣，土耳其當然越來越重視周邊國家，尤其是中東伊斯蘭國家，也包括巴爾干國家。由于這些地方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因而，早在20世紀末，這些戰略和政策導向就在土耳其國內被冠以“新奧斯曼主義”之名。不過，“新奧斯曼主義”這個說法被西方叫得更響是在21世紀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上臺以后。